为了和平和正义——花冈和平纪念馆开馆

● 时间:2010年4月17日 ● 地点:日本秋田县大馆市

导读: 东京时间4月17日下午13点30分,由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市民团体亲自主持的“花冈和平纪念馆”开馆仪式在秋田县大馆市举行。这是首次由日本的民间团体自发组织的反思历史、宣传和平、促进友好的一次活动,也是作为加害者方,进行自我反省的行动体现。

“花冈暴动”及“花冈惨案”

1945年5月间,被拘禁在日本秋田县花岗的中国战俘奋起暴动,遭到血腥镇压。共有418名劳工命丧日本。 [详细]

被掳到日的中国劳工死亡人数统计

据日本外务省在1946年3月1日制成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记载,中国劳工死亡人数为6830人。但慰灵祭实行委员会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远在其上。[详细]

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几个问题

要了解中国战俘劳工悲惨命运产生的原因,首先须对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这一丑行作一系统的研究和剖析。非此,就无法看清中国战俘劳工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也无从记住那段历史。[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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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统计,有6830名被掳中国劳工客死异国他乡。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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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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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和平纪念馆开馆仪式以及“花冈惨案”图片报道

在亿万受害的中国同胞中,战俘劳工和被强迫抓去充当“慰安妇”的许多中国妇女一样,所遭受的奴役和迫害更直接、更残酷,命运也更为悲惨,在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野蛮和惨无人道方面也更有典型意义。而要了解中国战俘劳工悲惨命运产生的原因,首先须对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这一丑行作一系统的研究和剖析。非此,就无法看清中国战俘劳工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也无从记住那段历史。

一、日本为什么要大规模强掳与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

(一)经济目的以战养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战养战政策是日本军阀集团为其侵华战争服务的,特别是战争转入长期化过程,为解决战线过长、国力衰竭、补给困难等一系列内外矛盾,作为“国策”确立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和经济掠夺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掠夺,用以供给其侵略战争的物质需要。”而作为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的手段之一,把大批中国战俘劳工掠往日本和中国东北,其直接经济动因,就源于日本国内及其在海外建立的战争物资供应地劳动力的缺乏。 [详细]

(二)政治与军事目的消灭抗日力量的重要手段

日本大批掳掠并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除作为“以战养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还包含有异常隐蔽而又险恶的政治军事目的,即希图通过这种表面看来是非军事性的杀人手段,来消灭各种显现的或潜在的抗日力量。[详细]

(三)日本把大批中国战俘劳工运回其本土,可能还有结束战争方面的考虑

日本有可能在颓势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即在它尚有一定的资本和对手讨价还价时同交战国媾和。因为日本是在国外作战,彼时若按照国际惯例交换战俘,日本需要有资本能够换回国外的几百万军队和侨民。这样,将大批盟国战俘和中国战俘劳工运到日本,其作用就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了。它既可造成投鼠忌器的态势,增加同盟国对其本土袭击轰炸的顾忌,也可为将来交换战俘积累资本,用这些“人质”保障国外日军和侨民的生命安全。 [详细]

二、日本强掳与奴役中国战俘劳工的机构、手段及中国战俘劳工的成分构成

(一)机构

这项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是由日本军队、汪伪或地方汉奸政权和伪劳工协会、伪新民会等所谓“民间组织”三位一体联合进行的。而其实际上的主要实施者,则是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机关,其主要的组织机构,是分布于日军占领区各地的“劳工训练所”和“劳工集中营”。日本之所以把“劳工协会”、“新民会”之类的组织抬出来,主要是用他们掩社会舆论之耳目。 [详细]

(二)手段或方式

日本方面依提供机关和劳工成分的不同,将之作了以下区分:1、行政提供——即对占领地区的下属机关分配提供名额,强制其提供;2、训练提供——即将日军在现地采用猎兔法作战所捕到的俘虏及归顺兵释放后再抓起来移交给当地劳工协会,将他们交由该协会管理下的训练所训练三个月后再提供出;3、自由募集——即在上海及天津、北京等劳动力聚集地,向失业者及工人显示优越条件,诱骗抓来;4、特殊提供——即对持有装卸工、木工等技术的现职工人,根据需要强制提供。[详细]

(三)中国战俘劳工的职业身份

据调查资料统计,被抓的中国战俘劳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被俘的八路军、游击队指战员和抗日的国民党官兵;二是没有暴露身份被日军作为“抗日通共”嫌疑分子抓起来的共产党抗日救亡干部;三是贫苦农民、工人和小商贩。此外还有少量原在敌伪机关做事后失去信任或受到怀疑的伪职人员。 [详细]

三、被掳往日本的中国战俘劳工的数量规模

(一)日本方面比较正式的说法有两种

第一,1946年3月1日日本外务省管理局曾制作了一份《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内称:“根据日本内阁会议和次官会议的决定,所移进的华人劳工数量,从1943年3月至11月间进行的移进试验8组1411名,1944年3月至1945年5月之间的正规移进161组37524名,共计达169组38935名。”(参见(日)野添宪治著:《花冈事件记闻》第98页) 第二,1961年5月以大谷莹润为团长的日本“中国殉难烈士名单捧持代表团”访华,该团除送来一份6753名死难中国战俘劳工的名单之外,还向中国方面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抓捕劫运中国人案件的报告书》。大谷团长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就中国战俘劳工人数问题作了如下说明:“从收容所被抓捕劫运到日本去的时间是在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之间,人数至少也有169批,41762人。这些人到押送上船为止,就少了2827人。”(引自196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详细]

(二)各种证据表明,实际情况可能同这个数字存在着比较大的出入

证据之一:1942年1月伪华北劳工协会在它的《本年度劳工需给政策》中提出,当年的劳力供给额为200万,其中分配给伪满的150万,“分配于日本内地10万。”证据之二:据战后日本“厚生省职员工会未归还者调查部分会”的材料,当时在日本本土的中国战俘劳工,确已达10万人。而据日本共产党中央《赤旗报》估计,战时送往日本的“‘中国俘虏’大约有十六七万人。”(1957年12月3日《赤旗报》) [详细]

(三)战时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国战俘劳工究竟有多少?

有中国学者认为有22.6万人。(参见刘惠臣、刘学照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第159页)也有学者认为还要大于这个数字。作者的岳父张德馨1944年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在日本北海道期间,也曾听见日本警察有“日本国内关押着中国战俘30多万,仅北海道一地就有十几万人”的说法。要准确揭开这个谜底,中国方面首先必须对此进行有计划的调查、研究,做大量搜集材料工作,也期待着日本方面能够拿出诚意,向中国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详细]

四、中国战俘劳工的死亡

(一)累死

套在中国战俘劳工脖子上的一条索命之绳,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国战俘劳工被强迫所干的,是那些最险、最累、最重的工种。至于劳动定额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更是匪夷所思。据统计,战俘劳工一般劳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高者可达十五六个小时,最高可达到18个小时。减员——增加劳动时间——战俘劳工死亡加速——再增加劳动时间——更多的人死亡,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中国战俘劳工设计的命运轨迹。 [详细]

(二)饿死

中国战俘劳工伙食质量之差,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所有中国人的战俘劳工生涯中,“饱”成了只能在意念上的回忆和想象,但绝不可能在生理上得到体验的最高奢望。饥饿除导致大批战俘劳工死亡之外,还使一些人丧失了正常的理智,演出了一幕幕争吃人肉的惨剧。花冈惨案时任第4中队长的宫耀光,是留在日本的一个幸存者,他在《强掳中国人纪录》中说:“同胞们死了以后,尸体由我们抬到山上烧掉。当耿谆大队长发命令说‘今天谁去抬尸首’时,竟然出现了抢着去的情况。大队长觉得有些奇怪,有一天悄悄地跟在后边去看了一下,原来,抬死尸的人在用罐头盒的铁片刮死人大腿上的肉吃哪!” [详细]

(三)冻死

相当部分中国战俘劳工,被送往了日本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北海道,许多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在零下30多度,整个冬天,战俘劳工们只有一身不久便磨得稀烂的单衣。为抵御严寒,有的战俘劳工拣来一些破水泥袋围在身上。 [详细]

(四)直接虐杀

日本人劫掠中国战俘劳工整个过程,都是中国战俘劳工的死亡之旅。在这个过程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内,都留有中国战俘劳工的冤魂。最早的虐杀发生在中国战俘劳工被劫往日本之前。以石家庄南兵营为例,建营6年间,先后关押过5万多名战俘劳工,除将3万多人送往中国东北和日本做苦役外,其余两万多人全部被以各种方式虐杀。即是说,仅在这里,战俘劳工被直接虐杀者就占40%以上。 [详细]

1945年6月30日:“花冈起义”

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行抓往位于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由于这些苦工不堪忍受残酷折磨,1945年6月30日爆发了“花冈起义”,翌日被镇压,共有418人命丧日本。[详细]

花冈中山寮,被中国劳工称作“人间地狱

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凶恶残暴的“鹿岛组”监工们的打骂摧残,每天都有多名劳工被殴打、虐杀致死,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被迫害送命。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决心以死反抗。 [详细]

日警方出动2万军警捕杀 418人命丧东瀛

一场远离中国本土的大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警方出动2万军警围捕枪杀。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俘,暴动惨遭镇压。重落日寇魔掌的中国劳工遭到更为残酷的变本加厉的迫害。酷暑7月,中国劳工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毒打。几天过后,广场上尸体遍地,其惨状目不忍睹。 至此,被强掳花冈的979名中国劳工,共计418人命丧东瀛。此乃闻名于世的“花冈惨案”,又称“花冈事件”。 [详细]

历史的审判:4名监工以及2名警察判处死刑20年徒刑

1948年3月,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横滨BC级军事法庭(第八军法会议),以杀害虐待俘虏罪对“鹿岛组”的4名监工以及2名警察判处死刑20年徒刑(后均被释放)。日本有关当局和负有直接残害中国人罪行的鹿岛建设公司,公然违犯国际公约,强掳中国劳工并犯下虐待、杀害俘虏的罪行,终以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为标志,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详细]

有识之士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

战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花冈劳工幸存者之间失去来往,又与日本信息不通,“花冈事件”似不再被人提起。然而在日本,由于爱国华侨、有识之士和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不懈努力,“花冈事件”纪念活动一年也没有停止过。从1952年开始,大馆市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详细]

1958年2月8日被猎人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

1944年10月,山东省高密县人刘连仁被强征至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在经历了8个月的繁重劳役和非人的生活后,于1945年7月30日和其他4人逃出。刘连仁因与难友失散,在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洞中隐居下来,直到1958年2月8日被当地猎人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刘连仁被发现后,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但日本政府拒不承担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责。1958年4月,在日本友好人士和旅日华侨的帮助下,刘连仁回到祖国。回国前,他发表声明,保留向日本政府提出各项要求的一切权利。[详细]

2006年9月 刘连仁纪念馆在山东高密落成

2006年9月 ,日本侵华战争被害劳工刘连仁纪念馆日前在刘连仁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市落成开放。由中日两国友好人士共同捐资兴建的刘连仁纪念馆,位于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展馆总面积158平方米。展馆内陈列了刘连仁生前的部分遗物及刘连仁对日诉讼案的相关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等。 [详细]

刘连仁事件:值得纪念反思的历史

刘连仁之子刘焕新他表示,刘连仁事件是一段值得纪念和反思的历史。父亲自身的遭遇只是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一个缩影。这次不当判决引起中国人民和日本友好人士的极大反感,这表明日本政府公然拒绝为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行径道歉,这种赤裸裸的对战争不思反省的态度是让人震惊的。由此,也让我们感到自己身上“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详细]

日本劫掠残害中国战俘劳工的悲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结束

日本政府至今未就奴役残害中国劳工向中国政府和受难者道歉和深刻反省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国政府屡次要求日本政府对在侵华战争期间劫掠中国战俘劳工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处理和提出报告,日本方面对此置若罔闻,直到中日建交,日本政府才首次正式承认其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罪行,之后也有几届内阁表示要对那段历史进行反省。但不管哪一届内阁,都对掳掠残害中国战俘劳工问题讳莫如深。[详细]

所有被抓到日本去的中国战俘劳工,日本政府没有向他们作过分文赔偿

中国战俘劳工被抓以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其间横遭奴役,受尽虐待,度日如年,九死一生,除死难者外,侥幸活下来的也都带有难以弥合的精神和肉体创伤,许多因此致残,丧失了劳动能力。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他们都有权利要求日本方面给予赔偿,日本方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给他们以赔偿。 [详细]

日本对奴役残害中国战俘劳工负有直接责任者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近年日本右翼势力猖獗,许多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的日本老兵对参加当年的侵略战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被某些人视为“英雄”,不能不说和那些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有很大的关系。 [详细]

还有许多秘密未被揭开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比较欠缺,而今因时过境迁,当事人中死者已不能复生,幸存者也多年老体衰,来日无多。因此要做好这件工作,当务之急是大力发掘、抢救历史资料。作为史学工作者,更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战俘劳工的悲惨命运大白于天下,昭示于世界。[详细]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时,至少有35家日本企业、135个作业场所强掳近4万名中国人到日本做苦役。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很短时间内便有6000多名正值青壮年的中国劳工被日本企业折磨致死。自1995年起,年逾古稀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们,开始向负有不法侵害责任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主张权利,将它们推上了日本国的法庭,要求它们向中国受害者赔礼道歉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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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幸存者讲述在日遭遇

王松林:每天背3吨煤

在煤窑的劳工每天每人必须背3吨煤。一天2个饼子,不听话工头就用棒子打。他们共修了10几个防空洞。有一次王松林被掉下来的石头砸了右眼,但这还算幸运的,因为这里仅被石头砸死的人就7个人。劳工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衣服,就有一双水袜。和他一起病死、饿死的劳工有64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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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杰说,在塘沽,他们每天都被日本兵打,一天只给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吃,偶尔喝点菜汤,“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别人的尿,连牲口都不如”。后来,日军把他和500多个劳工一起塞进大船,经大连、旅顺、朝鲜,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到了日本。[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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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义诚和宋继尧等人被西松建设抓去为当时的日本政府修建电厂,每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光着脚进入河道清理河底的石头。被迫干那么重的体力活,还吃不饱,经常靠喝水充饥,半年后,他和山东的宋继尧等人被累成重病。 [详细]

耿谆:饿得吃草根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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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过度,有病不给治,死了很多人。死尸不埋,一层木柴一层死尸码起来,倒上柴油烧,焦糊味传得很远,活生生就是人间地狱……”蒋春友老人讲述了被绑架到日本做劳工的凄惨经历。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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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