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东突”分裂为政治诉求的恐怖犯罪不能说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或者民族区域自治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老百姓的民生出了问题，要闹事。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突”分裂主义后患，是旧有“东突”分裂恐怖思潮在今日的狂妄表现。

 

厉声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文字实录，采访：宋晨希，整理：宋晨希，唐智诚

嘉宾简介：厉声，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曾就职于新疆大学历史系。2001——2012年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主要科研成果有：《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中俄伊犁交涉》、《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15世纪-20世纪中期）》和《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等。

“东突”产生源头：境外多种因素导致的“分裂主义”思潮

凤凰历史：前一阵昆明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使“东突”问题成为中国反恐的当务之急。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东突”在历史上的源起和发展？任何政治“运动”都有理论作为支撑，您是否能结合“东突”的源起谈谈“东突”分裂主义理论的来源。

厉声：昆明“301事件”，在国内外引起比较大的振动，是一起最恶性的暴力恐怖事件。问题提得很好，“运动”一定有“理论”的支撑，反应在当前的“东突”恐怖犯罪中，便是其固有的“政治诉求”。我们认为：恐怖是手段，分裂是目的，这些恐怖分子绝不是为杀人而杀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诉求，现今世界的恐怖主义都有各自的政治诉求。“东突”恐怖分子的根本政治诉求是企图分裂中国1/6的国土——新疆；即要以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式来争取“民族独立”。在实施恐怖犯罪时，又披着宗教“圣战”的外衣，借助于极端宗教对异教徒实施“圣战”的“神圣”理念，蒙蔽更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甚至参与。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是“东突”分裂主义境外的第一个理论来源

厉声：关于“东突”的概念。“东突”全称是“东突厥斯坦”，原来是个地理名词。19世纪中期，沙皇俄国占有了中亚南部（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后，在当地建立了“突厥斯坦省” （编者注：亦译“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因为“突厥斯坦省”和中国的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仅一山（天山）之隔，其后，一些俄国地理学家为了方便，把中国的环塔里木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所以“东突厥斯坦”在开始使用时只是部规范的地理名词，没有任何政治含义。

近代新疆的民族意识是比较淡漠的，多以居住地来称呼自己的归属。比如居住在疏勒（今喀什）的民族多说自己是疏勒人，居住在于田（今和田）的民族多说自己是于田人，居住在吐鲁番的民族则多说自己是吐鲁番人，整体民族意识和观念很淡漠。从1884年新疆建省到1911年清朝灭亡，新疆经历了近30年的政治稳定环境，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应，当地的民族意识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提升。

在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新疆境外形成了两种思潮：

一是最初在阿富汗形成的“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其主旨是主张世界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乌玛”（共同体），在哈里发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反对外来的殖民侵略，直到取得独立。

二是在沙皇俄国统治的鞑靼地区形成了“泛突厥主义”的思潮，其主旨是试图利用文化认同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聚合力，通过教育的语言的改革，将操突阙语的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以抵制沙俄的民族压迫。

至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已被奥斯曼帝国（自认为是世界伊斯兰教的中心、正统的突厥民族）封建宗教上层掌控，成为一种具有偏激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双泛”思潮虽然早期带有一定的对抗西方殖民统治和沙俄民族压迫的进步意义，但是其中的强烈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发展的初衷，使其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的负面“解构”性质。

从新疆内部讲，“双泛”思想进入新疆后之所以能传播和蔓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受封建剥削压迫，反抗剥削压迫、要求解放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

二是自1884年新疆建省后，有30多年相对稳定的发展，民族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发展。

三是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的宗教意识，容易形成共鸣。

初期，境外“双泛”思潮向新疆传播主要通过两类人，一类是商人，一类是出境留学或朝觐的人员。商人在从事境外商业贸易或考察游历中，首先接触到“双泛”思潮，他们将“双泛”思想引入到新疆。应该承认，这些最先走出国门的各类新疆民族人士在当地社会都有较高的名望，也做过不少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如新疆伊犁的玉山巴依曾参与和支持新疆爆发的辛亥革命，向革命军提供资助，帮助组建军队；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教育等等，但是面对世界范围的具有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偏激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双泛”思潮，这些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新疆民族人士也良莠不分地伸出了欢迎的双臂。

除了新疆民族人士主动引进“双泛”思想外，土耳其政府也通过开办教育或慈善机构、及通过境外直接向新疆各地邮寄“双泛”思想宣传品等方式，积极向新疆输出“双泛”思想。尽管新疆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抵制境外“双泛”的渗透和传播，但“双泛”思想仍在新疆部分地区呈现逐步蔓延趋势。“双泛”思想鼓吹的所谓“保护民族、反对落后因素”的诱人言论和民族独立、建立伊斯兰政权的主张，在新疆逐渐有了市场。由此构成了20世纪新疆“东突”分裂主义思潮产生的源头。

新疆的民族上层主要是通过出境经商、学习和旅游等方式接触到了“双泛”思潮，进而以“双泛”的政治理念来审视新疆的政治形势，比照着“双泛”所带有的对抗西方殖民统治和沙俄民族压迫的内容看待当时新疆的政治社会。清末民初，新疆地方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比较激化。少数接受了“双泛”思想的民族上层便套用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概念，认为新疆地方政权这也在实施“殖民统治”，并产生了早期“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想法。确实，当时新疆存在的政治腐败、民族压迫与剥削，但总体上这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矛盾，是新疆各族人民同清末封建专制统治、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殖民统治”问题，更不是世界范围的“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专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而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区，错误地套用“双泛”的理念来看待中国国内的政治，是“东突”分裂主义产生的境外理论源头。

今天新疆“东突”分裂主义旗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

1931年，新疆爆发了反抗军阀金树仁统治“反金暴动”。暴动从哈密开始，一路向西经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喀什，暴动遍布整个南疆都。尽管参与者都是老百姓，但掌控暴动领导权的主要是民族封建宗教上层人物。

在“反金暴动”的混乱形势下，一些具有“双泛”思想的封建宗教上层人物，打起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旗号。在南疆和田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暴动势力夺得了当地政权，随后控制了喀什；1933年的11月12号，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政权，宣称“独立”。随后公布了“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及所谓“宪法”和“政府”成员名单。《组织纲领》共30条，其中第二条宣称：“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请求南京政府或国际联盟予以便利；协助人民，共同努力，以达最终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独立。”

分裂不得人心，这个分裂政权只存在了三个月，到1934年2月份就崩溃。但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的建立，在新疆开了个很恶劣的先例，今天新疆“东突”分裂主义旗号的出现，正是以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为始的；并初步形成了“东突”分裂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完成了分裂主义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

其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先例。分裂主义分子以宗教为外衣，而成千上万的信教民众在宗教狂热的蒙蔽和驱使下，将“圣战”、推翻异教徒(汉人)统治、建立伊斯兰政权当作宗教义务和对真主的奉献，呼喊着殉教口号，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炮灰。

其三，在“泛突厥主义”思潮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宣扬民族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必由之路，煽动民族间的战争和民族仇杀，开创了将反抗民族压迫，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

其四，利用当时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落后而民众要求改变生存现状的强烈愿望，开创了将民众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先例，叫嚣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推翻旧制度、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

其五，第一次将“东突厥斯坦”这一不规范的地理名词政治化，使之成为分裂主义的代名词。此后，大凡制造新疆分裂和独立的人，都沿用了“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

其六，产生了分裂主义“领袖人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的建立，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推上了“领袖人物”的宝座。

凤凰历史：为什么分裂势力要自称为“东突厥斯坦”呢？

厉声：“东突厥斯坦”从一个不规范的地理名词变成为一个分裂主义的专用政治词汇，其背景有以下几点：

一是排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言声称：“东突厥斯坦者，乃东突厥斯坦人之东突厥斯坦，无须外人来做吾人之父母……吾人此后不用外人之语言与名称，

二是因为“泛突厥主义”的理念，认为自己处于“讲突厥语民族”（主要分布在自土耳其至中国新疆）的东部；

三是因为当时接受“双泛”的分裂势力自认为自己生活的塔里木盆地与北疆（主要是伊犁等地）地区不同，选用“东突厥斯坦”是为了和他们区别开来；

四是境外有以“东突厥斯坦”称呼塔里木盆地的现成地理名称，于是选用了“东突厥斯坦”作旗号。

五是早期分裂势力“领袖的倡导与定位”。刚才提到的穆罕默德·伊敏，通过《东突厥斯坦历史》的著述，宣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国家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将“东突厥斯坦”提升到分裂政权的代名词。

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原有“东突厥斯坦”这个不规范的地理名词，成为了分裂主义的政治代名词；凡是企图在新疆制造分裂的人，都称历史上的西域或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都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旗号。

在境外“泛突厥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编造的“东突”历史观是“东突”分裂主义第二个理论来源

凤凰历史：上世纪40年代有一本《东突厥斯坦历史》的书，在维吾尔民族中影响很大，请您能否谈谈这部书的内容？

厉声：1933年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是穆罕默德·伊敏，他是南疆和田地区墨玉县的阿訇，同时也是一名教师。1934年2月分裂政权崩溃后，他逃到境外。数年后，穆罕默德·伊敏完成了一本《东突厥斯坦历史》的著述。一个并未对新疆或维吾尔历史有专门研究的人，何以在短期内完成这样一本著述，本身就使人费解。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的观点与基本的叙述方式，完全是照搬当时土耳其编纂的“泛突厥主义”历史观的宣传书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热衷于政治的知识精英着力于“土耳其民族历史”的构筑，至凯末尔时代，这一观念意识构成了偏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及“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观。该史观无根据、无限制地扩大和抬升古代历史上突厥人的地位，声称：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在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突厥人（即古代土耳其人；下同）。突厥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向了全世界，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都是突厥人创造的。

捏造或歪曲“土耳其民族历史”的高峰时期，是1930年4月在土耳其召开的“突厥之家”第六届代表大会。大会组织者在演讲中声称：

人类最高级的和最早的文明种族、国家，是阿尔泰与中亚的突厥人。

中国文明之基础的创立者是突厥人；

在美索布达尼亚、伊朗，至少公元前7000年人类最初文明的创造者、以及人类历史最早出现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实际上就是突厥人；

在埃及三角洲的土著居民，以及埃及文明的创立者是突厥人；著名的闪族人汉谟拉比、显赫的亚述人，历史上都是突厥人；

以古希腊人为名的多利安人是阿纳多卢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祖先是被称为赫梯人的突厥人；

拉丁文明之基础的创造者是被称为埃特鲁斯坎人的突厥人。 

1930年，土耳其出版了新教科书《土耳其史纲》；1931年底，土耳其又出版了四卷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历史》。在《历史》一书中写道： 

中国的政治史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五帝”在中国统治的时代是公元前3000年，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省，而突厥人早在公元4000年前就进入此地并定居下来；进而以类似的推理，认为夏、商、周三朝的创立者都是突厥人。

在这种典型捏造出来的境外“泛突厥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直接产生了“东突”分裂主义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分裂主义历史观。

20世纪40年代初，“东突”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穆罕默德.伊敏在境外完成了《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书中完全照搬和继承了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偏激的民族历史观，并将其套用在对新疆维吾尔人历史的叙述中，将其中的“突厥民族”替换成“维吾尔民族”，编造所谓“东突厥斯坦”的历史；进而凭空捏造“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分裂思想体系：书中编造历史的主线是：一万多年以前，亚洲中部就有一个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斯坦，不断受到中国侵略，最后成为了中国的殖民地；要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推翻“中国汉人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其理论构成主要包括：

任意抬高和夸大历史上突厥（包括维吾尔）民族的地位，声称突厥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是距今一万一千年的民族（比古代埃及还要早伍千年的民族）；在九千年前就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编造“东突厥斯坦”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文化发展最早的一个国家。认为早在匈奴帝国兴起之前，东突厥斯坦就存在着维吾尔国家。

否认自汉代以来西域新疆就纳入中国中原王朝管辖的历史史实，声称汉代中国皇帝任命张骞为东突厥斯坦总督，占领东突厥斯坦的年限为四十九年。

否认边疆民族历史的主流，把历史上中原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描绘成汉族和边疆民族相互仇视和征战不休的历史。声称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清朝在新疆的治理是中国人实行同化政策，务使整个“东突厥斯坦”灭种于世界，是吞并“东突厥斯坦”为中国之一省的阴谋、企图与毒辣手段。

1949年新疆解放后，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仍在暗中流传；1987年该书在安卡拉又出版了增补本；境外分裂组织刊物《东突厥斯坦之声》又对该书进行了连篇转载，并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新疆。这是“新疆是中国汉人殖民地论”的第二个理论来源。

1986年10月到1989年10月，新疆文联干部吐尔贡·阿勒玛斯公开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三本书，其中观点与上述《东突厥斯坦历史》同出一辙。自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偏激的民族历史观形成，到40年代初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再延续到80年代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其中捏造或歪曲的新疆民族历史观一脉相承，流传甚广，流毒甚深。由此构成了建立在境外“泛突厥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东突”分裂主义理论的第二个来源。

历史上共产国际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东突”分裂主义境外的第三个理论来源

厉声：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东方革命论”中，新疆军阀统治被错误地定性为殖民统治，新疆各民族人民反抗军阀统治的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被错误地定性为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出于世界革命的战略，共产国际将中国新疆看成是输出革命、开展世界东方（即亚洲）革命的重要地区。他们认为：在革命席卷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俄属中亚地区之后，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  

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Я.Э.鲁祖塔夫甚至提出了在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以下谈到的共产国际与苏俄的内容均有前苏联档案作为资料的支持）。建议的缘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向往摆脱军阀压迫，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设想”。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建议。所幸的是，政治局会议上，Г.В.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等少数政治局委员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最终否定了它。不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论”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并没有得到澄清。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种理论还会再度浮泛。

1934年2月，在前苏联的支持下，握有兵权的盛世才平定了“反金暴动”，成为民国时期新疆的第二任军阀。盛世才上台后，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在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1935年到1941年，新疆进入了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通过两个“三年计划”，苏联以资金和技术全力支持新疆发展；同时，苏联在哈密驻了一个“红八团”，说是一个团，实际上是一个加强师，有空军和装甲部队；以军事手段扼住新疆的咽喉，维护盛世才的军阀统治。

但在“二战”的关键时刻，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盛世才对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认为苏联在德国的猛烈攻势下将失败。于是从军阀的政治投机出发，摇身一变，从“联俄联共”变成“反苏反共”。有人说是他假革命，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军阀，只要能保住他的统治地位，怎么变都行。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开始清除在新疆的苏联势力，包括苏联派来的专家、军队教官，驻守哈密的“红八团”等全部都被赶走了。当时苏联“咽下了这口气”。

1943年，苏联卫国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随即也开始着手实施推翻盛世才统治的工作。苏联仍沿用共产国际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念，再次支持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以争取“民族独立”为宗旨的“民族解放运动”。

是年5月4日，为推翻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政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与新疆相邻的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数所学校，专门为“民族复兴小组”培养指挥人员和将来与新疆居民一道工作的宣传鼓动员。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中国国内政治斗争错误地定位为“推翻汉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实施这些计划中，“民族复兴小组”被更名为“民族独立小组”或“民族解放小组”。 

联共(布)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委员会负责人被指定为当地向新疆宣传和输出革命的负责人。境外出版的《新生》、《东方真理》、《哈萨克之乡》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杂志被运入新疆，以“推翻汉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纲，广为传播。其中一篇《我们为何进行斗争》的政论文章颇具代表性，内称：

“我们为消灭汉族在我们东突厥斯坦的统治，为消灭在我们领土上汉族暴政的一切根源而斗争。东突厥斯坦属于这片领土的真正主人——维吾尔人，塔兰奇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塔尔人，乌孜别克人，以及其他遭受突厥族统治的人一一蒙古人和其他非汉族人。在东突厥斯坦，无论汉族殖民政府，还是汉族殖民者，都没有容身之地。”

新疆不是殖民地，共产国际和苏俄当局却将新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国内政治斗争错误地定位为民族解放运动，新疆人民反对的是军阀统治和专制制度，而境外宣传材料却误导为反对汉族的民族独立运动，由此形成“新疆是中国汉人殖民地论”境外的第二个理论来源。

1944年8月，新疆伊犁尼勒克县爆发了反抗盛世才军阀统治的暴动，随即形成新疆三区革命运动。11月，在新疆北部的伊宁县，出现了寄生在三区革命运动上的第二个“东突”分裂政权。在11月7日爆发的伊宁起义中，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一批具有分裂意识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把持了起义的领导权。11月12日，“伊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次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由前苏联领事馆“协助”起草的政府宣言，全文9条，其中一、二条声称：

（1）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

（2）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

这个宣言，虽然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亲苏的进步内容，但主要方面是鼓吹“独立”、“分裂”，犯有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破坏中国统一的历史倒退，严重地违背了中国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什么新疆三区革命初期的结果是再次出现了分裂政权呢？一是因为苏联定位成民族解放运动是错的，因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逻辑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但是在一个国度之内，一个省，一个县也以“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式搞革命，那就是对国家的解构。另一个原因是，“三区革命”早期的领导权掌握在少数的上层人手上。最高领导叫艾力汗·吐烈，他是伊犁的大阿訇，深受“双泛”的影响，具有分裂意识。

1944年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新疆现代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个分裂政权，与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相比，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又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时间长，自1944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至1946年6月27日三区政府委员会324号决议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改组为新疆省伊犁专区参议会止，前后共存在了1年零8个月。

其次是分裂政权控制的面积大，包括新疆北部沿边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个专区计35万平方公里，约占新疆面积的五分之一。三是军事力量强大，建立了自己的正规军。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具有的分裂能量和对新疆政治社会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

第三是前苏联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由，长期宣传和组织新疆各族民众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国家的斗争，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升和强化了此前“东突”分裂主义的思潮。

今天新疆的“东突”分裂主义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后患 而并非是国家的政策问题

厉声：自20 世纪初“双泛”思潮，到共产国际与前苏联运用“民族解放运动”的理念在新疆渗透、宣传、组织、鼓动“推翻汉人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同一概念在来自不同方面“思潮”和“理念”的持续推动下，使相当一部分新疆民族成员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独立”思想被逐渐深化、强化。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起义，国民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驻军与进疆的人民解放军、来自“三区”的“民族军”在乌鲁木齐会师，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社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了损失。但同时也接手了诸多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东突”分裂主义便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要“后患”。新中国接手新疆，相应旧中国遗留的“东突”分裂主义问题也一同“接收”下来。所以，今天新疆的“东突”分裂主义实际上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后患。

新中国建立后，这些遗留下来的“东突”分裂势力还在活动。1950年至1951年，伊犁曾有主张分裂的“大突厥主义党”在活动，基层发生过多次军人参加的武装叛乱；其目的还是在坚持以“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暴动规模较小，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在南疆，1933年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的残存分裂势力也在暗中活动，从1953年到1956年，先后在喀什、和田这两个地区的一些县、乡，制造了10多次起规模不等的武装暴乱。暴徒打着宗教“圣战”的旗号，要推翻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独立”，这些暴乱均被镇压下去了。

伊犁的“51人会议”。新疆和平解放后，在部分民族高层干部中对未来新疆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认识并不清楚。在前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民族独立”理念的影响下，大致存在三种思潮：一是建立独立的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即独立；二是建立维吾尔斯坦加盟共和国，或者加入苏联，或者加入中国；三是在中国实行民族的高度自治。

1951年3月4日，新疆50余名干部在伊宁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征询意见调查大纲》。共有51名民族干部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一般也被称为“51人会议”。在会议上，上述三种思潮都被充分反映出来，但第一、第二种思潮占据了上风。少数人在座谈会上公开提出“成立新疆维吾尔斯坦自治共和国”，排斥解放军和汉族干部等具有分裂倾向的错误主张，强行要求将这些错误主张写进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中甚至出现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言辞。伊犁座谈会反映出来的具有分裂倾向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在新疆其他地区也有表现，如喀什地区的少数干部有主张建立“维吾尔斯坦自治共和国”；将新疆“并入苏联”、成为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分裂言论。这些具有分裂倾向的思想言论实际上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主义思潮的一次曝光。

鉴于伊犁座谈会的错误言行，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新疆分局召开一次分局扩大会议。4月13日至4月19日，新疆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各民族党员干部225人（其中民族干部120人），经过充分的讨论，这次会议对“51 人会议”所提出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判。最后大会一致同意，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由于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来得及认真清理这些分裂意识。几十年过去，一些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思想仍残存在少数人的思想深处，这些人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只不过是在一定的形势下没有表现出来。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新疆成了“反修”前线。于是前苏联又开始用“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来支持新疆旧有的分裂势力，制造混乱。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后，在隐藏在干部队伍中“里通外国”分子的操纵下，最初是在乌鲁木齐、喀什两地组建“维吾尔斯坦人民革命党”；1968年2月，改组为全疆范围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发展，1969年底，该党发展到1500多人。所属78个基层组织，涉及到新疆自治区的12个地、州、市和22个自治区级单位。

至1970年3月，“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全案侦破，据统计，全疆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其中1165人被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员，依法惩治230人，做其他处理135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是由于思想环境宽松，二是由于基层组织涣散了，三是由于对外开放后，内外交流畅通，境外加强了渗透。加之受前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浪潮”和“宗教复兴热潮”的冲击，旧有的“东突”分裂主义的思潮又开始升温，进而在局部地区发展为带有分裂倾向的社会思潮。个别地区开始出现分裂性的骚乱。1980年到1985年，骚乱主要发生在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1985年以后，骚乱从南疆扩展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1990年4月，“东突”分裂势力在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制造了以恐怖犯罪为主要形式的分裂破坏活动，自此，恐怖犯罪成为了“东突”分裂势力的主要手段。其后，经过了1997年至1999年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东突”恐怖犯罪的两次“高发期”，在2009年“7·5事件”后，新疆“东突”分子气焰嚣张，顶风作案，恐怖犯罪案发率居高不下，以分裂为政治诉求的恐怖犯罪由新疆“外溢”至首都和内地。

“东突”分裂主义，从早期形成、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过程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东突”分裂为政治诉求的恐怖犯罪不能说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或者民族区域自治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老百姓的民生出了问题，要闹事。不是这个问题，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突”分裂主义后患，是旧有“东突”分裂恐怖思潮在今日的狂妄表现。

清政府改变了历代羁縻治理的模式，革除政教合一的和卓势力，对新疆实施直接治理

凤凰历史：提到新疆的历史，就不能不提一下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廷最后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将这场叛乱平定，那么平定之后，乾隆实施了哪些政策来安定新疆，这些政策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厉声：清代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是集历代中国边疆成就之大成的，我们今天的中国边疆有很多都是直接继承清朝的。自1644年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至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签订，经过80多年的努力，除了西域（新疆）一隅之外，清王朝已完成了对中国其他边疆地区的统一。

1755年，占据西域的准噶尔汗国内部发生了内讧，其中一派请乾隆出兵帮助，于是清以南北两路出兵新疆，当年平定准噶尔汗国。1757年复出兵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统一了西域新疆。随后将前准噶尔扣押在伊犁的南疆政教合一的首领大、小和卓放回南疆，管理当地维吾尔人。

从清代新疆的历史发展讲，清政府在当地最突出的是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革除了南疆地区政教合一的和卓势力。1758年，被放回南疆的大、小和卓回到喀什后发动了叛乱。1759年，清第三次出兵，平定大、小和卓之乱。1762年，清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时全国设立了18个将军，边疆地区占6个），在新疆实施军政合一的直接治理。至此，在南疆地区存在了数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和卓势力被彻底革除。

二是从内地移民开发新疆。为了巩固边防，发展新疆社会经济，清政府一方面组织驻军实行“兵屯”，同时号召内地人口前往新疆，以各种“民间屯田”的形式实施农业大开发。

据记载，1762年（伊犁将军设置时），新疆总人口为383750人。主要是分布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和乌什等地方的维吾尔人。

至1850年全疆人口为734389 人。1857年，不计伊犁、塔尔巴哈台（这两地汉族为主的内地移民与驻防清军约占北疆人口的1/3。），仅乌鲁木齐至巴里坤一带的内地屯田移民（以汉族为主）人口即增加到了31万人。

相比可以得知：至19世纪中期，内地移民人口已经在新疆总人口比例中占到了一半以上，成为新疆有史以来政府实施移民实边最为成功的时期；相应北疆的经济比重也超过了南疆。乌鲁木齐取代喀什成为新疆的经济重镇。

从1759年清统一新疆至1840年的近代前夕，新疆保持了80年的稳定，同时也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长足的时期。

阿古柏并非维吾尔人， 他不是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领袖，而是浩罕入侵新疆的首领。

凤凰历史：清朝中期也同样出现了一场叛乱，就是受到俄国人支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有人说阿古柏是维吾尔人反抗清朝统治的民族起义，是这样吗？

厉声：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国势的衰落，新疆也开始沉沦下去了。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伊犁的驻军被抽调至内地“勤王”。1860年，陕甘回民起义爆发，新疆的“协饷”财政来源就断了。随后起义往西蔓延，最后导致了1864年的“新疆反清暴动”。但暴动的领导权被当地封建宗教上层势力所掌控，很快成为一场争夺权力的混战。在喀什，有一派势力弱的暴动首领便到境外中亚浩罕汗国搬兵。浩罕曾多次侵扰南疆，利用此次机会，派其军官阿古柏（又译：牙克甫）率部侵入南疆。

有人说阿古柏是维吾尔人，是反抗清朝统治的维吾尔族起义领袖。实际上不是，阿古柏是中亚浩罕人，入侵南疆后建立了“哲德沙尔”政权，实施了13年的殖民统治，这是有案可查的。他在南疆实施的是军事封建采邑制，将侵占的土地按“军功”分给手下的军官，对南疆当地人民剥削是非常残酷。

1876年清军出关收复新疆，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以势如破竹之势，速战速决，至1878年1月，将阿古柏入侵势力驱逐出新疆。此时，新疆原有军政合一的旧有制度已荡然无存，左宗棠顺势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最早是龚自珍提出），1884年，清政府批准新疆建省，由此开创了近代中国边疆建省的先河。

准确理解和正确看待历史上的伊斯兰“圣战”理念；揭穿“东突”恐怖主义将宗教“圣战”理念暴力化和极端化的伎俩。

凤凰历史：现在一些有偏见的人认为伊斯兰教里有“圣战”的传统，这个“圣战”的本意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误解了“圣战”含义？

厉声：说到“圣战”，这是伊斯兰教里面一个特定的内容。伊斯兰教兴起的时间较晚，在宗教形成的初期，面临的外部环境有较大的压力，所以需要用军事手段、用“圣战”的理念来维护伊斯兰教的生存和发展。

“圣战”（Holy war）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吉哈德”（Jihad）。“圣战”并非伊斯兰教的规范用语，它是西方学者对“吉哈德”一词的意译： 指伊斯兰教为保卫传教活动或反对异教徒迫害而进行的战斗或战争，在前伊斯兰时代，它的含义是“努力”和“奋斗”；伊斯兰教创立后，“吉哈德”被赋予了明确的宗教含义，即“为主道而奋斗”。“吉哈德”是安拉指引的到达天堂的直接道路，穆斯林通过履行“吉哈德”义务，便可得到后世的拯救。

伊斯兰教法学家曾把履行“吉哈德”的方式概括为四种：用心、用舌、用手、用剑。“吉哈德”的含义具有和平和军事暴力两个层面，是对为传播和捍卫伊斯兰教信仰而奋斗的诸多行为的统称，并非仅指以暴力形式与伊斯兰教的“敌人”浴血奋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哈德”才成为每个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

所以，要准确理解和正确看待历史上的伊斯兰“圣战”理念；当代的政治伊斯兰极端主义完全背离了“圣战”的原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突”势力的骨干分子所从事的以分裂为目的暴乱和暴力恐怖活动，均为以政治伊斯兰的“圣战”思想成为其实现政治或宗教野心的旗帜与口号。“东突”所蛊惑的决不是伊斯兰教教义本身的“圣战”，只是借助宗教“圣战”的言辞，“拉大旗为虎皮”用以作为煽动和裹胁群众参加恐怖犯罪的工具，需要在打击恐怖犯罪的斗争中予以彻底揭穿，宗教人士本身也具有这方面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