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那么我们是怎样把七十年前的那段秘史挖掘出来的呢？因为那段历史发生在中国抗日解放区，而且，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是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敌工部门互相合作进行的。日人反战斗争的大事，在中共喉舌《解放日报》上都有反映。

杨文彬 

嘉宾简介：杨文彬，1929年6月出生于河南省林州市，1944年10月参加太行第七专署做交通工作，1946年3月调入太行第八军分区司令部情报处做见习参谋，1947年9月任太行44团一营书记员 、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宣传队长、宣传干事，1950年7月任第7航空学校政治部宣传干事、飞行2团1大队副政委，1960年3月任第17航校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青年科长，1964年9月转业牡丹江林业学校任办公室主任，1979年6月交通部南通船厂工会主席，1989年7月离休。之后2005年创作出版了《铁血雄风》，2011年出版了《郁火重生》，2015年出版了《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

当儿童团长时活捉日本兵为父亲报了仇

凤凰历史：杨老您好，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知道您曾经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能给我们讲讲您在抗战中的故事吗？

杨文彬：1942年5月日军扫荡太行山，杀死我父亲，烧光我家房屋财产，激起我对侵华日军不共戴天的仇恨，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43年农历大年初一，驻林县日军又出城来我村抢粮。鬼子一进姚村，就奸淫烧杀，残害百姓。我和二哥随民兵队逃在姚村镇西北一里之近的安阜村，待机而行。弟兄们看着自己村庄狼烟四起，听着人哭鸡鸣，一个个气得全身发抖，摩拳擦掌，恨不得立马冲进村里，杀鬼子，解救父老。当时我刚被选举为儿童团长不久，二哥杨文昌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正是我弟兄杀鬼子报杀父之仇的好机会。下午二时，从姚村北街跑出来一个中年妇女，对我们说：鬼子大队人马正往南边撤，北大街一个鬼子也没有了。队长李铁锁听了后大喊一声：跟我来，摸进北街，搞点洋落去。于是大家冒着鹅毛大雪，顺着一条旧河套，偷偷摸到北大门外。我侧着半个脸顺着北大街向南一看，东西大街两路日军正汇经十字街向南撤离，十字街的高台上，站着两个手持带刺刀三八步枪的日本兵，全神贯注着北大街的动静。我们十分熟悉本村地形，一个个飞墙入室，步步接近日军。突然间，从一间民房里传出阵阵鼾声。民兵章永明贴近窗户，捅破窗户纸往里边一看，原来是一个喝醉酒的鬼子睡在炕上打呼噜。李队长立刻命令我到临街大门口监视敌情。命令章永明等二人入室擒拿敌人，其他兄弟四处警戒，保证安全。搞好掩护行动。大伙手疾眼快，几分钟就活捉了一个日本鬼子。我和二哥报了杀父之仇，解了心头之恨。民兵队缴获俘虏，立了功，名扬林北县。这件事告诉我们，日本鬼子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有勇敢的爱国之心，一个毛孩子儿童团长，几个穷民兵，在大队日军鼻子底下，我们照样可以活捉鬼子兵！

1945年春天，太行七分区在道清铁路以南、黄河以北、平汉铁路以西、修陟公路以东，四面为敌的农村，开辟了一块修获武县敌后根据地。我们可控面积，方圆不到10公里。斗争环境十分艰险。响应七专署领导号召，我这个十六岁的毛孩，随一批机关干部，高唱《到敌人后方去》的抗日歌曲，走下太行山，到最艰险的修获武敌后根据地，与日、伪、顽苦战一年。当时流传着一句话：“白天好过，黑夜难熬”。因为白天有太行44团的保护，我们可以下乡开展民众抗日活动。到了夜间，44团要四出打击日伪军，机关干部必须人手一枪，各自为战。我们每天夜晚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睡觉，一不小心，有坏人给日军告密，我们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有一天半夜，县机关干部由一片玉米地向别处转移，会计付英周同志叫醒财务科长李华说，马上要转移了。李华疲劳至极，大队走后他又睡着了。结果被敌人捅死在玉米地里。这一年，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好睡个囫囵觉。每到一村，借老乡一条长板凳，头枕背包手抱枪，机敏地睏上一觉，练就了一身睡板凳功，再窄的长板凳，我们也跌不下来。

好不容易熬到了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们在县府驻地大望高楼村，军民欢腾，敲锣打鼓，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武陟县的日本鬼子，不肯向八路军投降。七分区司令员张廷发，政委高扬，指挥老一团和四十四团冒雨攻打武陟县城。这是我最后一次报杀父之仇的好机会，岂能错过。因我是县政府收发员，经常给马勇团长送信送报，我恳求他批准，随军参加了四十四团主攻武陟县城的战斗。拂晓前攻城战斗打响后，我和林县支前民工一起，冐雨向前线运送弹药，跟随部队，打进城内，在伪县府缴获钢笔一支。再一次为父亲报了仇。战后，马团长用一支晋造手枪，换去我扛的一支汉阳造步枪。我得意洋洋，腰挎手枪，胜利返朝，同志们十分羨慕。

在空军七航校结交了在华日人反战第一人杉本一夫

凤凰历史：您作为一名八路军老战士，亲眼目睹过侵华日军的罪行，还与侵华日军有着杀父之仇，为什么会想到写《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这样一本书？您在思想上是怎么转过这个弯的？

杨文彬：我的确经历了一个认识转变过程。第一步，1943年8月，我亲眼看到在攻打林南战役的八路军队伍里，有说着日语的日本反战同盟战士，到火线配合我军向日本官兵进行攻心战。第二步，我看了不少日本反战同盟战士在火线上和日军兄弟喊话，通电话的小人书。我开始认识到，日军士兵原来也都是些工人、农民普通劳动者。他们一旦认识了自己受压迫的阶级地位，就能和八路军战士一样，掉转枪口，去打击自己真正的敌人。第三步，关键是我在空军第七航校认识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杉本一夫同志（他日本名字叫前田光繁）。接触了三百多名帮助建设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技术人员。有许多在华日本同志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我又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怎样看待日本士兵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有了辨别是非的理论武器。正如毛主席当年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写的题词：“中囯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囯的民族败类。”

对日本“反战第一人”的印象

凤凰历史：您与杉本一夫一同工作的时候，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杨文彬：1950年，我在七航校工作，是宣传科的干事。航校政治部有个技工科，对内叫日本工作科，科长就是杉本一夫。他的任务是对全校360个日本人做思想工作。当时我是党小组长，杉本一夫是我们党小组的预备党员（因为他是日本国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机关党总支书记单璋同志跟我介绍情况时说，杉本一夫同志是朱总司令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在冈野进回国以后，杉本一夫就是在华日本人的最高领导。虽然反战同盟已经自行解散了，但他的历史地位还在那里。

杉本一夫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忠厚，非常听党的话，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举个例子说，在东北老航校的时候，张培根是宣传科长，杉本一夫是技工科长，他们是平级。改编为七航校以后，张培根提升政治部主任，杉本一夫还是科长，受张培根领导。有一天日本飞行教官军阀主义作风大发，辱骂中国学员。张培根在政治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杉本一夫科长“纵容日本法西斯残余”。我们当时很为杉本科长难为情。后来我跟杉本谈起这件事，他说：“张主任我很了解，他是很讲原则的人”。

关于杉本一夫，还有一个故事。在老航校将要成立的时候，通化发生了一场通化反革命暴动，是国民党专员拉拢一个投降的日本大佐发动的日本人暴动，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暴动发生后，航空总队日籍队长林弥一郎，被坏人诬陷为暴动的总后台。这个事反映到通化后方指挥部政委那里，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航空总队政委黄乃一，命令立刻枪毙林弥一郎。黄乃一还是懂政策的，说林弥一郎事前跟我们汇报过，说有些部下反映最近几天有暴动的可能，如果他是后台，怎么能向我们报告这个情况？我们的意见是先软禁起来审查，有证据了再说。

当时杉本一夫正在这位政委身边翻译日文暴动文件。当杉本一夫翻译到文件里写有林弥一郎参加暴动一词时，这位政委发令：立刻枪毙他。杉本一夫说：敌人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但林弥一郎也向我反映过日本人要暴动的情况，还是先不要杀他，把情况弄清楚后再说。黄乃一和杉本一夫坚持党的政策，保护了林弥一郎。如果当时错杀了林弥一郎，日本航空队的那些日本人肯定会乱的，东北老航校能否在1946年3月1日建成，就难说了。

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秘史是如何公之于众的

杨文彬：2011年我写作出版了《浴火重生》－书。归国的前田光繁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写给我的来信中说：“张开帙的《东北老航校》一书从正面，你的《浴火重生》一书从侧面，反眏了东北老航校创建的全过程，是了解东北老航校历史的两本必读书。”他还在来信中写了他在中国工作十八年的详细经历，对我提出新的希望。他说：“希望充分发挥你那令我羡慕的文采，不断地为日中友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完成这位日本伟大战士的嘱讬，我同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殷占堂先生竭诚合作，经过多年刻苦调查研究，才把尘封了七十年的冈野进（野坂参三）领导在华日人反战运动这段秘史公之于众。为什么说这是一段秘史呢？因为以前人们只知道八路军新四军里有日本反战同盟战士，与我军对日共同作战。并不知道这是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领导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

我曾去信问前田老先生问：冈野进是怎样领导你们的？他回信说：“从前我没有讲过，现在也是。”冈野进生前没有留下他在华领导日人反战运动的任何著作。前田光繁又有难言之隐。那么我们是怎样把七十年前的那段秘史挖掘出来的呢？因为那段历史发生在中国抗日解放区，而且，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是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敌工部门互相合作进行的。日人反战斗争的大事，在中共喉舌《解放日报》上都有反映。我们就顺藤摸瓜，到解放军敌工部门、国家档案部门查档案，翻腾《解放日报》的历史资料，通过归国日本八路军、新四军协会各支部，搜集大量回忆材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最后我们把海量的历史碎片，梳理出成一部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在华领导日人反战运动史。填补了对日战争史上一个空白点，增添了中国抗日战争一个异样的光环。

毛泽东写给林哲的信说：“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给这个运动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朱徳总司令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为冈野进领导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作了中肯的结论。

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领导在华日人反战，主要做了以下几点重要贡献。

第一，他创办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用马列主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日本反战斗士；

第二，他创建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准日共组织，代行无产阶级的领导职能，开展反战斗争；

第三，他將两支各行其亊的在华日人反战团体，统一组成“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提升了战斗力；

第四，他发扬日本历史上“米骚动”亊件的群众自发运动的传统，召开“华北日军士兵代表大会”，广泛揭发日军基层军官侵犯士兵正当权益的法西斯罪行，將其汇总制定成《日本士兵要求书》，印发给华北、华中各日军据点的士兵，号召他们团结起耒，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斗争。推动了日人反战运动。

凤凰历史：能给我们讲个日本士兵响应冈野进做法的例子吗？

杨文彬：有一个被俘的日军上等兵岛田，再三请求八路军放他回日军。我们的同志和他的日本战友都劝他不要回去，说回去以后日本军阀要审判你、要枪毙你。我们放回去好几个俘虏，他们很多人都没活成。但岛田坚持说，我的服役期快到了，而且我好多年都没见父母兄弟，我一定要回去跟长官讲道理，到期就复员回家照顾父母亲。

最后我们尊重他的意愿，派一个班的战士把他送回原部队。岛田回去后向中队长报告，中队长一见他，二话没说，交给他一支步枪，说你还有脸回来，你当着我的面自杀吧。岛田说，我打仗的时候受了重伤，你指挥部队偷偷跑了，把我扔下不管，你的罪行比我要重得多，那个军官自知理亏，没再追究。后来岛田又在同乡的士兵中活动，说服了很多同情者，一起跟中队长作斗争，弄得中队长也没办法，宽容了他。

这件事情说明，日本士兵只要能抓住日本基层军官侵犯士兵正当权益的罪行，团结起来跟军官讲道理，作斗争，就会得到胜利。后来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就把这件事写成了一个剧本，叫《岛田归营》，在敌后公开演出，反响很好。

中国姑娘把日本八路当“丈夫”掩护起来

凤凰历史：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让您印象最深的是谁的故事呢？

杨文彬：发生在反战同盟骨干小林清身上的故事很感人。一次，小林清住在抗日“堡垒户”、村妇女会主任赵玉芳姑娘家中。天亮前，一支伪军骑兵队突然闯进村来。小林清提着手枪就要向村外突囲。赵玉芳姑娘一把将他拦住说，他们是骑兵，你能跑得过马吗？你先在俺家躲藏一下再说。情急之下，赵大爷匆忙把小林清藏在一口大缸里，盖上盖子。赵玉芳说，这怎么能行呢？鬼子来了一揭盖子，那不等于是送死吗。她转身急忙把小林的上衣扒光，把他摁进自己炕上的被窝里，假扮夫妻，欺骗敌人，保护囯际主义战士。弄的小林清很磨不开面子。日本鬼子从不把中国妇女当人看待，现在中国姑娘以这样高尚的品徳救自己，他又害羞，又感动，不知该怎么感谢才好。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伪军。赵玉芳和她的父亲对付敌人是很有手段的。赵玉芳的父亲先给一个小个子伪军递上一包烟，又抓了一只活鸡，送给大个子伪军，先缓和一下气氛。伪军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就问这是不是八路军的人？赵玉芳说，这是俺丈夫，病很重，不能起来。因为她父亲又送鸡，又送烟，做了些铺垫，这两个伪军听说炕上躺着的人是病号，也就放了过一码。

一个中国姑娘，能把日本鬼子当丈夫掩护起来，像这样中日人民一起打鬼子的故事很多，非常感人。

凤凰历史：小林清在抗战胜利后是回日本了，还是留在中国呢？

杨文彬：抗战胜利后，其他日本人都回国了，唯独他没有回去。小林清是许世友将军的一员爱将。在一次庆功大会上，许世友亲手把小林清扶到主席台上，向下面的战士介绍，这是我们日本八路的英雄，是我们的好朋友。打败日本鬼子以后，肖华同志推荐小林淸到东北局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秘密工作。因为他有文化，思想又特别进步。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功劳、很进步的日本同志，不巧就碰上了个“高饶事件”。一些单位到处调查“高饶联盟”余孽。他是个日本人，他的历史谁知道呢，于是就无缘无故地下放他到内蒙古，美其名曰，到艰苦地方学习一段时间。

小林清在内蒙古一呆就是十几年。在那儿苦恼得不得了，写了多少封信问组织何时回去？没人管他。“文革”结束后，他觉得该给自己落实政策了，他跑北京、走天津，找到许世友将军说：老首长，你给我证明一下，我不是坏人。许世友马上就向中央打报告，给他落实了政策，调回到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小林阳吉被邀请来参加了国庆观礼，代表他父亲接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彻底清除了小林清的不白之寃。

凤凰历史：那些回到日本的日籍八路，回国以后的生活怎么样？

杨文彬：这些人回去以后，特别是一些骨干，遭到日本警察再三的刁难、审查和歧视。刘玉堤将军的启蒙飞行教官筒井重雄回国以后，日本警察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说他是被中国共产党洗了脑筋，叛变了。筒井重雄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的确是被中国人民洗了脑筋，他们教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国后，我为自己所在社区的邻居们无偿地做了很多好事，他们赠给我不少奖状，都挂在屋内的墙上，你们可以看看。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好吗？顶得日本警察哑口无言。回国的日本老八路们，不仅觉悟高，而且斗争相当坚决。他们不愧为“日本人民解放之灯塔”。（朱徳、彭德怀当年为日本老八路写的题词）

日军战俘的顽固思想是怎样被转变过来的？

凤凰历史：您刚才说到，有的日籍八路思想非常先进，他们的思想是怎么被转变过来的？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杨文彬：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共有一千多个被俘虏的日本兵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战同盟的战士。这些人的经历相当一致，在被俘之初，都相当顽固。特别是有一个叫大山的基层军官，他在被俘之初出尽坏点子，指挥被俘的日本士兵跟我们敌工部门的同志斗争。比如有一次在行军路上，他耍死狗，四脚朝天往地上一躺说：我饿了，走不动了，我们要吃大米饭、面条，要抽烟，搞不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走了。面对这样故意挑衅的情况，我们的战士政治水平非常高，为他们四处奔走，买来白面、大米，做好饭，请他们吃，连香烟也给他们买来了。大山感到非常惊讶，也很感动。后来大山就变得很进步了，还帮助冈野进组织士兵代表大会。

还有一个叫山田一郎的日本中尉军医，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医学部。他在山东梁山地区被俘以后，多次逃跑未果。最后他在中国加入了共产党。被誉为“日本白求恩”。回国后他发扬“延安精神”，在东京创办“贫民医院”，为日本贫民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被选为日共中央顾问。。

凤凰历史：日籍八路对日军开展反战宣传时，具体有些什么优势呢？

杨文彬：我把它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日本工农学校和反战同盟各支部，组织被俘日军士兵阅读日本国用日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如著名日本教授河上肇的著作《第二贫乏物语》》、早川二郎著的《《唯物辯证法》等进步书籍，结合自己受剥削压迫的经历，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他们感到符合日本囯情，容易接受。

二、反战同盟战士与日军士兵，同是日本囯人，有共同语言，共同社会习俗，有的还是同乡、同学，他们用日语向日军士兵讲自己被俘后的境遇，日本士兵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比中国同志向日军宣传，效果好得多。例如太行反战同盟支部，利用日本“男儿节”的风俗，在日本据点上空插上一个纸糊的大鲤鱼旗，有力的打击了日军基层军官的军阀主义作风。

三、反战同盟支部，组织盟员与日军据点里的士兵，举行歌咏比赛，大唱日语思乡歌曲，对于凝聚民族情，激起日军士兵反战厌战情绪起了很好作用。

四、反战同盟支部，组织盟员与日军士兵用日文开展通信运动，对于瓦解日军起了重要作用。日军士兵写给秋山良照支部长的信件，堆起来足有一尺多高。日本军部悬賞重金捉拿秋山良照，无济于亊。朱总司令表扬秋山良照对日宣传“做出了突出贡献”。

凤凰历史：在那些未觉醒的日本人眼里，他们会不会被指责为“叛徒”？面对这种指责，他们会在意吗？

杨文彬：杉本一夫参加八路军的时候有个讲话，他说我参加八路军的举动，在日本有些人可能会骂我们做了叛徒，但是我不在意，我们是真正爱国的日本人。日本侵略军，侵犯人家的国家，而我们走向正义，反对侵略，我们才是代表了爱国的日本人民。我们不是背叛日本人民，而只是背叛发动侵华战争的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

2011年1月22日，95岁高龄的前田光繁老先生，还在日本明治大学，向日本各界做“倾听前田之声”的反战演讲。他说：现在执政的右倾势力正在帮助美国准备打仗，“我们已经开始听到战争在逼近的脚步声了。”前田光繁先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日本伟大的反战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