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袁世凯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戊戌变法虽然被他因各种隐情而出卖，但后来很多新政，实际上是由他推行的。他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北洋大臣，铁路、警察、实业，甚至军乐队，后来中国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实际上都是在他主持下发端的。

夏双刃先生（嘉宾供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对话文史学者夏双刃文字实录，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夏双刃，民间学者，专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

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氛围相当浓厚

凤凰网历史：您觉得该如何解读陶成章被刺杀这件事？是为争权夺利吗？对中国历史有何深远的影响？

夏双刃：内讧、内耗、内战是中国政治一大特点，直到今天，有关方面仍然热衷拍摄关于内战的影视作品，其实这是非常可耻的。早在秦朝末年，造反者在灭秦之后，即进入你死我活的残酷淘汰赛，最终胜者只有一个刘邦。历代莫不如此！清末的这些造反者，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革命者，他们接受的舶来理念本来就相当肤浅，想摆脱这种恶劣基因的影响谈何容易，因此，这些实际上从革命之初就内讧不止的民主革命先驱们，其实并不可笑，而是非常可怜，因为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

陶成章遇刺，是中国司空见惯的造反者内讧。革命党人的内讧，突出地表现在中华民国国旗图案上。民国成立确定国旗时，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袁世凯青睐龙旗，黎元洪主张用九星旗（其实是十八星，内外圈各九星），章太炎则力主用五色旗。最终，五色旗因其“五族共和”的意义，被临时参议院确定为国旗。武昌起义时使用的九星旗，代表着武汉方面的势力，被确定为陆军旗；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代表着以兴中会为基础的那部分同盟会员，最初被确定为海军旗；黄兴力主的井字旗，代表着同盟会中的原华兴会人马，也跟着他自己的身份成为元帅旗（方蓝井白）及副元帅旗（方白井蓝）。此外，还有白旗、金瓜钺斧旗，代表着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道门。

孙中山对五色旗是坚决反对的，但临时参议院在激烈争论之后，没有尊重他这位临时大总统的意见，还是采用了五色旗，这说明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氛围还是相当浓厚的。内讧与民主并不矛盾，关键要看能否以正确而稳定的制度来约束之。可惜的是，民国初年的民主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内讧却无节制地升级。于是，到了1916年洪宪帝制中，五色旗被“残忍地”加上了一轮红日，此所谓“五族共戴一君”。

光复会是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革命党

五色旗的设计者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他之所以能以江苏巡抚的身份“挑瓦革命”，除了其本人的见识和性格原因外（他曾经横卧于铁轨上，阻挡俄国火车开入黑龙江），还与光复会的策反有关。上海光复后，光复会员尹锐志等人策划游说了程德全，促成了江苏独立。随后的浙江、南京光复之役，光复会皆被认为是“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南京光复使革命党完全控制长江下游，紧接着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受命为援鄂军总司令，溯江而上支援武昌，遂造成南北均势的形成，此即南北议和的背景条件。由此可见，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光复会也是晚清革命党团体中最具精英气质的一个，其代表人物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徐锡麟、秋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等，都是文武兼资的一代俊杰。与兴中会、华兴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相比，光复会的精英色彩更浓。后来被公认为“吾党菁华”的部分黄花岗烈士，以及鲁迅等都是其会员。

数百年来，中国文教最发达的地区首推江浙。满清入关后，这一带士人的抵抗运动最为激烈，直到雍正年间，仍有吕留良等人在坚持反清。这个反清复明的传统，在此绵延不绝，因此在清末产生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排满主义者毫不意外。诚如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所言：“浙江为人文荟萃之地，学者多出其间，而此间学者多以讲求国故，常起祖国沦亡之感。”1904年，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确定宗旨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江浙虽未成为首义之地，但新旧势力的互动却是最好的，程德全的皈正便是典型一例。在此过程中，光复会的作用举足轻重。

陶成章与孙中山的矛盾是其被杀的重要原因

作为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的精英色彩也是相当浓厚的。中华书局《陶成章集》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曾写论文对比过春秋列国的国际法和近世的国际法，说明其旧学基础相当了得。他的两部较为重要的著作是《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纪略》，前者实际是一部中国政治史，可惜只写到夏朝就辍笔了，但夏朝以前居然洋洋洒洒写了近十万字，可见其学识非同小可；后者则是记录浙江革命党人活动的回忆录，是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从其文字可以想见其人，他对陈其美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极为不满，并因此与陈发生龃龉。在民初鱼目混珠、乌烟瘴气的革命党大排档中，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陶成章和陈其美的冲突，是民初革命党人内讧的一个典型案件。陈其美身兼青帮大哥的身份，江湖习气极重，日日在妓院中厮混，对革命党自我宣传的正面形象相去甚远……早在日本时候，陶成章便当着孙中山的面表达过不满，陈其美对此相当不满。虽然光复会在上海光复中居功至伟，但在青帮势力的支持下，沪军都督仍由陈其美担任。而陈其美得陇望蜀，放眼更为广阔的地盘，欲兼任浙江都督。陶成章则在浙江拥有极高的人望，成为陈其美的绊脚石。偏生陶成章极为直率，在力辞浙督的同时，放言“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当此之际，陶、陈的关系已势如水火。鉴于陈其美对暗杀手段的偏爱，陶成章被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陶成章和陈其美的冲突，也是光复会和同盟会矛盾的缩影。同盟会成立时，在国内的光复会员如徐锡麟等始终拒绝加入同盟会。1907年，因清廷的外交压力，孙中山被日本政府以一万元的“礼送费”驱逐出境。同时，孙还接受了一个日本商人的五千元馈赠。由于孙只留给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二千元（一说五百元），引起了陶成章、章太炎等光复会员的强烈不满。后来陶成章到南洋为革命筹款，遭到孙中山的阻扰，甚至不惜诬陷陶为清廷密探。陶成章还发现孙中山在南洋的革命宣传有极大的偏颇，如光复会徐锡麟、秋瑾等人的壮烈事迹，南洋华侨竟闻所未闻。久之，积怨越来越深，陶成章、李燮和等遂发布《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详列孙中山的阴暗面。南洋是孙中山的地盘，孙自然奋起反击，于是革命党人在南洋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大战。大战的结果是，陶成章等人率旧部反出同盟会，重组光复会，公开在南洋全力经营，从此与同盟会结下不可调和的仇恨。因此，陶成章之死，决不能仅仅追究到陈其美，孙、陶矛盾至少是一条重要的成因。

陶成章之死标志革命党精英团体被逆向淘汰

至于蒋介石，则只是一个执行者。他奉陈其美之命暗杀陶成章成功后，即被送到日本避祸。此番暗杀对他的心理不无影响，因此此番在日本，他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被日本国民性的优秀一面所感染，忽有所得，从此成为阳明信徒，幸甚至哉。

陶成章死后，光复会的革命活动渐趋式微。二号人物李燮和从北伐军总司令任上突然辞职，从此淡出政治，到了袁世凯称帝时期，他突然一改民初坚决反袁的立场，变身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中内情，难说没有受同盟会压制的原因。1912年5月，早年在南洋改投光复会的前同盟会员许雪湫率领的汕头民军，被粤督胡汉民缴械，许被枪杀，光复会的军队就此覆灭。而著名的光复会员，章太炎、蔡元培、陈树人、柳亚子均浪迹文教领域，被政治远远地抛弃。

陶成章之死，标志着革命党中最为精英一个团体，被逆向淘汰了。后来在民国政坛翻云覆雨的国民党人，既非那个荟萃天下英雄的大同盟会，也不是宋教仁重组的国民党，而是由兴中会一以贯之而来的孙、陈家党。蒋介石虽然是长期的党魁，但在精神气质上，他其实不够浑俗和光，因此他做不到得心应手地统治全党。这便是大家常说的“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其美才是总理衣钵的真正传人。

如果陶成章不死，光复会不亡，有这帮德才兼备的书生革命党在，对民国的政局必有极大裨益。可惜的是，历史往往是反向选择、逆向淘汰。综上所述，我认为，陶成章遇刺貌似是革命党为争夺胜利果实的一场普通内讧，但对近百年的历史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其影响力，不在宋教仁案之下。

革命党人排满主要目的是为了推翻清朝政权

凤凰网历史：从袁世凯通令禁止排满以及诋毁前清书籍销售一事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袁世凯似乎从不掩饰自己对前清的尊重”，您怎么解读袁世凯这种既做民国的总统，又想做前清忠臣的这种矛盾心态？

夏双刃：对不起，我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袁世凯决不想做“前清忠臣”。武昌起义后，以北洋军的实力，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荡平武汉，而不会坐等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如果袁世凯想作清朝的“忠臣”，他当然会马上打下武昌，决不会采取“养敌自重的策略”，进而逼宫皇太后。

关于禁止排满及诋毁前清书籍销售，其实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位临时大总统都同意采取的一种国策，与革命党的“民族主义”或“排满主义”有一个突变式发展的脉络关系。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本意就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革命党造反的时代，是一个坚决的立场。但是随着起义成功，各地革命党人或有仇杀满人的情况出现，为西方媒体报道宣传，一向重视海外影响的孙中山迅速作出改变。他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布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完全抛弃排满的旧“民族主义”，当然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理性表现。实际上，在起义过程中，四川的尹昌衡、云南的蔡锷、浙江的陶成章等，有的拒绝屠杀满人，有的把满清官员礼送出境，都表现出相当的理智。网络史学家金满楼在天涯发表文章，揭发革命党屠杀满人的秘辛，而其主要依据是外媒报道。我认为，杀满人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像金满楼说得那样普遍和严重，比起三百多年前满人对汉人的屠杀，差了十万八千里。反而在荆州、江宁、镇江、北京等地，发生了满人残杀汉人的情况，荆州几近屠城。这说明，当时的满汉仇杀是双向的，这是革命的必然代价。但是，即便在晚清，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坚持排满主义的只是部分革命党人，而其主要目的还是推翻清朝政权，并非屠杀满人。

袁世凯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

至于袁世凯，我认为他决不想作什么前清的忠臣，但是，也不能否认他对前清有一定的感情。袁世凯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以军功（但不是打仗）进入士大夫集团，竟至位极人臣，这在明清两代都是相当罕见的（开国功臣除外）。科举功名是士大夫集团最为看重的一项资格，袁世凯既然没有，就一定会遭到很多清流士大夫的鄙视和憎恶。他一直是御史台参劾的主要对象，与此不无原因。但是，朝廷却非常重视和优待他，无论是慈禧还是李鸿章和荣禄，都对他青睐有加。不能不说，这些政坛老手在眼光老辣之余，还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对他们的知遇之恩，袁世凯感念在心，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他在谈判中把优待前清皇室作为重要条件，其中当然有报恩心理。但这与作忠臣是两码事。

袁世凯是近代的曹操、司马懿，但是他的权势并未达到后者那样的高度，也没有足够的军功供他彪炳世人。因此，尽管他位极人臣、手握六镇，居然都会被载沣轻而易举地斥退，还差点丢了性命。经此一事，袁世凯的心里已经雪亮，自己曾经出卖过光绪皇帝，这样的“犯罪前科”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朝廷清算甚至处死。若要彻底解除危险，最佳方案莫过于逼清帝退位，自己取而代之。他成功地利用了革命党的起义力量，巧妙地坐收渔人之利。他曾公开发表的在洹上扁舟垂钓的照片，成为他深谋远虑的明证。

但是袁世凯也并不想作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戊戌变法虽然被他因各种隐情而出卖，但后来很多新政，实际上是由他推行的。他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北洋大臣，铁路、警察、实业，甚至军乐队，后来中国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实际上都是在他主持下发端的。但是，他只是一个“不学有术”的能吏（张之洞语），思想却并未跟上时代，满脑子想的还是当皇帝，传统的皇帝也好，君主立宪也好，总之是要建立袁家的家天下。然而可悲的是，一来世界潮流已经发生巨变，二来他并无足够的政绩和军功作为支撑，因此，洪宪帝制注定是一场悲剧。

袁世凯不想作忠臣，但对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推崇，因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利。作为儒家政治传承的一大载体，科举制是袁世凯在1905年奏请废除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他仅次于称帝的第二大败笔。因为科举制的废除，让中国失去了一个公平的选拔机制，后来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都不能代替科举制，都不足以为国家选拔通识教育模式的精英和储备政府管理人才。但我又认为，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那么他的中华帝国一定会恢复科举，因为他的统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继续作统治术，离不开科举制。洪宪帝制其实是传统儒家最后的希望。

袁世凯对儒家的推重，有一些细节表现。如他曾穿古代服装在天坛祭天，这也是中国恢复古代衣冠的最后一点希望；他曾发布《尊崇伦常文》，自然是针对新思潮影响下的家庭伦理变革而言的。至于颁布禁止排满及诋毁前清各项书籍，也可看作细节表现之一。

夏商周交替与近代一样都是革命性颠覆

凤凰网历史：晚清诚如梁启超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各种思想学说都引入了中国，这里面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您能简单谈谈晚清到民国肇始这段时间，马恩学说对于中国知识份子们的影响吗？

夏双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见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原文是“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看似简简单单，却代表了李鸿章超人一筹的见识。近代中国是个大变局，由于华夏文明破天荒地成为弱势一方，故此变局的奇崛程度，超过了春秋战国、五胡乱华、蒙元灭宋等时代。在春秋战国，虽然礼崩乐坏，但是以封建制为代表的华夏政治文明，直到清朝都依稀可辨、绵延不绝，其与之前之后时代相比，尚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变迁。而在五胡乱华和蒙元灭宋的时代，至少我们的文明还是领先的。但是，大约3100年前，周朝从西面打入中州，灭掉商朝，不仅从军事上战胜和灭亡之，且从文化上完全倾覆和代替之，史称“周武革命”。那是一个亡国灭种的大变局，虽然保留了一些商朝遗民和诸侯政权，但毕竟已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近代中国与其相比，变局之深之巨，未必能超过之。因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是非常准确的。

我的朋友张远山先生上次来深圳一叙，谈到他最近研究的课题--“归藏”，使我很受启发。商朝的“归藏”与周朝的“周易”都是六十四卦，但顺序排列不同，这种顺序排列及组合方式，正是上古文化的密码。推而衍之，夏朝的“连山”和“归藏”、“周易”必又不同。无论是复原《庄子》，还是根据出土材料破译文化密码，张远山的研究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我对此非常钦佩。参照他提出的理论，夏商之交和商周之交，都是特大变局，因为文化被颠覆了。前人云“崖山之后无中国”，也无非是从文化角度看问题，但蒙古的入侵和占领，毕竟没有完全颠覆华夏文明，比如科举制在元朝灭宋后一度寝灭，但没过多久，元仁宗还是恢复了科举。夏商、商周和近代则不同，是结结实实革命性的颠覆。

对中国造成颠覆性改变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清末西方思想的传入，最初只是传教士带来上帝的福音。到了康有为崛起，他讶异于西方的政治文明，形成其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难得的是，康有为的思想，并未随戊戌变法失败而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发展。后来他流亡国外，周游世界，对西方文明有了更为精深的认识，乃以公羊儒的藩篱，将这些外夷文明兼而容之，形成一套完整的学说。虽然他名声不算好，死得也很寂寞，但其晚年思想充满真理，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和指导性。这一点，他和陈独秀非常相似。我的朋友徐晋如先生一直认为，英美政治制度和儒家不谋而合。这一点，与华夏文明也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发源地，属于同一概念范畴。

马克思这个名字传入中国，大概在十九世纪末期，具体时间和当事人已渺茫难知。第一个较为详细地评论马克思的中国人，还是一代人的启蒙导师梁启超先生。他在1902年10月28日《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写道：“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1905年，朱执信在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小册子中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甚至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其他如孙中山、刘师培、廖仲恺等，也都接触过马克思的思想。刘师培自己翻译过马克思的著作，并曾和妻子一起成为社会主义信徒。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直相当有限，直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陈望道从日本版翻译《共产党宣言》，迟至1920年。

但是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发挥极大影响的西方思想，既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首推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其影响之大，迄今在中国翻译界尚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启蒙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我一直认为，对中国的民族性造成颠覆性改变的，正是《天演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后来的列宁主义，而非尊重个体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着强大的逻辑，让人无从辩驳，犹如辩证法，常常流为诡辩，令人无话可说。举例而言，儒家文明重视等级之别，要求人们遵守秩序，各安其位，但是这一等级划分标准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是文化的而非财富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等途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而出身上流社会的人，如果不思进取，也必然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其实是一种真实的、看得见的公平。但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导下，社会资源分配诚然不公，而人们也常常理直气壮地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充满仇恨和暴戾，显得危机重重。余华的《活着》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在国外拿了奖，我虽看过印象却不太深刻，倒是那个电视剧版，取名为《福贵》，李瑞环同志题写的片名，我印象很是深刻。片中福贵的父亲教育福贵，一个人如果好好干，就可以从一只鸡变成一只羊，再变成一头牛。在旧社会，东家和雇农的关系是很和谐的，见到老东家，大家那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少东家有麻烦，雇农都主动赶去护主。到了新社会，上面重视流氓无产者，一个懒汉成为人上人，到处欺负别人；原来的东家和雇农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张，完全没有了人情味。我觉得，这个片子虽然拍得粗糙，但有的地方是很大胆的。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中原本有很多高尚的东西，现在微乎其微了，社会上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件，道德沦丧，简直国将不国。究其原因，可以说是被一次次的“运动”给打垮的，再深究的话，社会达尔文主义难辞其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大行其道，还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其直接诱因当然是十月革命的成功。因此，要评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必须清晰地认清两点：一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德文和英文翻译来的，甚至不是从日文转译，而是从俄国照搬过来的（就像解放后的大学教育一样）。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未就不是原装的，而是带有深重俄国革命烙印的，其实主要是列宁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是作为一种暴力革命指南，实用性、功利性很强，哲学性和理性已非常淡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陈焕章是将孔子推向世界的第一“传教士”

凤凰网历史：陈焕章等人成立孔教会，是否可以看做一部分知识份子在传统意识形态崩坏，西方思潮涌入下的一种防御性措施？该如何评价？

夏双刃：关于“孔教”，概念始于康有为。康有为的政治学说是以儒纳洋，即把西方文明的精萃纳入儒家学说系统内。而西方文明离不开宗教，因此儒家到了康有为，就变成了儒教或孔教。康有为的理想，从来都是一教之主，而不是世俗功名。“孔教会”亦是由康有为手创，而其爱徒陈焕章为健将，梁鼎芬、朱祖谋等遗老积极参与，一些海外的孔子信徒如美国李佳白、日本有贺长雄、英国庄士敦、德国卫礼贤也热心加盟。这些人多次发起情愿运动，要求政府定孔教为国教，终未获批准。到了30年代，“孔教会”被国民政府改名为“孔学会”，成为学术团体，“孔教”于是势微。

陈焕章是将孔子推向世界的孔教第一“传教士”，他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思想也与康有为晚年的思想最为接近（康、梁后来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他因宣传孔子的和平思想，在世界上享有较高名望。我觉得如果他活在当代，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陈焕章在全球宣扬孔教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时，西方人正在经历痛苦的信仰危机，对自身曾经引以为豪的价值观产生严重怀疑。许多西哲将救世希望寄托于东方文化，而许多中国学人却开始重拾自信，前者如斯宾格勒（著有《西方的没落》），后者如梁漱溟。而横贯东西者，守在家的有辜鸿铭，走出去的代表就是陈焕章。当时，北洋政府的当权者包括军阀，多是前清官员，对儒家有深厚的感情，虽然未必认同“孔教”二字，但几无例外对传统文化持绝对捍卫的立场。如徐世昌任大总统时，即出资在巴黎大学创办中国学院，传播儒教学说和中华文明。这些都为孔教会的活动提供了宽松环境。

我认为陈焕章在学术史上是个被严重低估的人物，他以进士身份赴美留学，不过学了四五年英语，便写出了洋洋60万言的英文巨著《孔门理财学》，并获得哥伦比亚经济学博士学位。比之辜鸿铭，似乎更为不可思议。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爱，更像是一种癖好；而陈焕章对中国文化的爱，则是一种信念。因此，终其一生，都在为宣扬孔教而奔走鼓呼。

儒家在近代以来遭遇极为悲惨，自太平天国反儒开始，经新文化运动、破四旧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几乎万劫不复。但其生命力确实顽强，“文革”结束不过30余年，儒家已重新成为中国的重要思想学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说明，真金不怕火炼，文化不亡，国家还有希望。

清末民初，由于内乱频仍、列强凌迫，时局糜烂至不可收拾，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到处求医，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血肉器官全部换一遍。当此之时，儒家要不然就是积贫积弱的替罪羊，要不然就是处于灯下黑的位置被遗忘和忽略。各种思想学说纷纷扰扰，有西方舶来的（如社会主义），也有古代出土的（如杨朱利己主义），各擅胜场，各领风骚。到了新文化运动，在一群愤青的鼓动下，儒家成为万恶渊薮、众矢之的。鲁迅甚至为之概括出“吃人”二字的谥号，遂使儒家的丑恶面目深入人心，在烙印直烙到基因上、印到灵魂里，直到今天都无法消除。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如陈独秀、胡适、沈尹默、鲁迅、周作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一方面口口声声反对文言，甚至鄙视汉字，另一方面却孜孜不倦地写旧体诗，而且写得非常好。而鲁迅的《阿Q正传》虽然写得很好，但其实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国民性。比如，陶成章《浙案纪略》“猛回头案”中的金华农民曹阿狗，本来也不过是乡间无赖，因向往革命阅读《猛回头》被捕，在严刑拷打之下不屈而死。同是浙江农民，为何虚构和实录的区别如此之大？或许小说家和儒家的区别也正于此。

“孔教会”在民国学术界并未激起大波澜

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织“孔教会”，目的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自然是为了贯彻自身的政治理想，完善自身的学说体系，也必然带有在“礼崩乐坏”大环境下进行文化防御的意思。不过康、陈都成名已久、地位尊崇，一则纸上多于脚下，二则海外重于国内，这场文化防御终究影响有限。他们走的是上流路线，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但在民国热闹的学术领域，没有激起应有的波澜。

现在回首看陈焕章的时代，觉得他的工作都徒劳无功，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但是，他却可以做现代中国人的导师和榜样。当前，中国已在全球近10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近700所孔子学院（或课堂）。但据了解，其虽然挂名“孔子”，实则与孔子没有任何关系，主要业务只是汉语教学，类似于我国大城市里“华尔街”、“英孚”等英语培训机构，不同的是孔子学院都由国家掏钱。我认为，孔子学院若要发扬光大，显得更有尊严和意义，而非挂羊头卖狗肉，就必须以孔子的思想充实内涵，像陈焕章那样向世界宣传孔子的和平思想、教育思想和理财学说，成为真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大使。

陈其美有充足的理由刺杀宋教仁

凤凰网历史：根据北一辉的笔记，在民国肇始之时，宋教仁与孙中山似乎已经有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看做治国理念分歧吗？如果看待宋孙之间这种矛盾？宋教仁与孙中山究竟是什么关系？革命党的权力分布结构对中国历史有何影响？

夏双刃：宋教仁之死是民国初年的特大事件，其影响之大，甚至超出了历史本身，因为它还带有象征意义。所谓象征意义，指的是100年来，其实上天赐予中国人很多次机会，有的机会甚至非常完美，比如1912年的创立民国，如果国人争气，完全可能再造一个美国。但是，很不幸，宋教仁死了，国家从此走向更大的崩溃，这就是所谓的“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

至于宋教仁遇刺案，版本有几十个之多，但至今无法定案。近期有芦笛先生写文章重评宋案，为袁世凯喊冤，指出真凶应是孙中山和陈其美，我觉得极有道理。毕竟，从刑事侦查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首先应该从案件受益者中寻找。袁世凯杀宋教仁，可以说是坐待天下人的怀疑，就算是中人之智，也不至于如此。唐德刚先生认为，应是袁世凯的亲信如赵秉钧等人，为了为主子分忧，“过度服务”，把所谓“毁宋”衍变成了“杀宋”。我觉得唐先生的说法很是牵强，毕竟赵秉钧是袁世凯最信任的人之一，他们君臣之间应该会经常“咬耳朵”，语言隔阂不应该有那么大。

据国民党人谭人凤对“宋案”的回忆，主凶应夔丞来京接受赵秉钧策划刺宋事宜时，和一个哥老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张尧卿一起住在中西旅馆，他们在密谋时，被谭人凤的部下陈犹龙看到，并报告了谭氏。张尧卿早在十九世纪就成为孙中山的信徒，和陈其美关系尤为亲密。既然张尧卿知道刺宋密谋，陈其美决不会不知道。因此，在多个版本中可见的陈其美对宋教仁说的那句话“钝初，小心他们对付你”，不是空穴来风。不过若事实竟果真如此，确实令人脊背生凉、毛骨悚然。

陈其美刺杀宋教仁有着充足的理由。一是宋教仁的“毁党造党”，初步形成符合政党政治需要的国民党，其中坚干部是在北京的吴景濂等人，而非老同盟会那些职业革命党。实际上，宋教仁已用其非凡的热情和才干，手创了一个全新的政党，而将老同盟会一脚踢开。这一点，犯了中国政治的大忌。二是陈其美是青帮头目，黑社会特征明显，对敌人首选暗杀手段。宋教仁用一句“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人”回答他那句“钝初，小心他们对付你”，说明宋教仁的潜意识里是很明白的。三、当时老同盟会已经被边缘化，急需一个重大事件显示存在，而“宋案”在嫁祸袁世凯的同时，也重构了同盟会的正统合法地位，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效果。

但是，就像刺杀陶成章一样，我认为孙中山很难摆脱干系。陈其美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最得力的干部，至于他是否在执行孙的命令，外人无从得知。但若是孙中山与陶、宋有着良好的关系，陈其美应是不敢下此毒手的。充其量，可以把唐德刚对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判断，套用到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头上。那便是陈其美要“毁宋酬勋”，利用孙中山“毁宋”的主观意识，竟然变格为“杀宋”，既有对孙的“过度服务”，也泄了个人的私愤，可谓一举两得。

宋教仁从未认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和宋教仁的矛盾，不须参阅北一辉的笔记，宋教仁自己的日记中就有很明确的记录。在日本时，宋教仁有别于大多数混日子的中国留学生或职业革命家，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书生，读书极勤，对法学、语言学、国际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很有兴趣，也颇多创见。他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评判标准，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敬而远之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他从未认同过三民主义，尤其是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二是他不认可孙中山在边境起义的战略部署，认为应该在长江流域特别是湖北起义，以辐射全国，即所谓“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因此，他对孙中山演讲是“不及细听”，对孙的崇拜者鼓掌高呼“万岁”表示“余几不堪”。1907年3月，他与孙交往不久，便向孙当面辞去了《民报》的职务，其起因则是孙的为人问题，所谓“素日不能开城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可见，孙、宋从来就不是亲密的革命同志。

到了1908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以一万元的“礼送费”驱逐出境，同时接受了一个日本商人的五千元馈赠，但只留给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二千元（一说五百元）。如此一来，不仅原光复会陶成章、章太炎等人极为不满，宋教仁、谭人凤等也极为愤慨，这次内讧的情况，谭人凤的《石叟牌词》中有详细的记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的秘密档案中，则保存有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的原话：“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孙（逸仙）的势力或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由此可见，孙、宋实际上早已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与宋教仁在原则上势同水火

到了辛亥革命中，宋教仁参与的长江流域起义战略获得成功（虽然亦带有偶然成分），当时孙中山却在美国华人饭店作服务员（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此时，宋教仁与日本人串户真左树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故他极不欢迎孙从海外归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的记录应是相当可信的。待孙中山不名一文从海外归来，号称自己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时，孙、宋即爆发了原则性冲突：一是定都问题，宋主张定都北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满蒙；二是政体问题，宋主张内阁制，认为唯有内阁制才能更好地节制权力，形成良性更迭。这些原则问题，两人是互不相让的，其实已势同水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容易解释了。

果不其然，宋教仁手创的国民党后来风流云散，由孙中山中华革命党而来的国民党却大行其道。但此党非彼党，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一个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革命政党，宋教仁要建立的却是一个现代政党。孰是孰非，必须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我们可以假设宋教仁不死，假设他以国民党党魁身份荣膺总理，与袁大总统进行权力制衡，假设他任期满后以一介布衣身份著书立说，写回忆录……。

无论孙还是蒋，对横遭非命的宋教仁均抱相当冷漠的态度。孙的信徒、蒋的密友戴季陶对宋教仁的评价最可说明问题：“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见《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1912年大事件TOP10

凤凰网历史：您如何评价1912年的中国？您觉得1912年发生的哪些事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夏双刃：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2012年则是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我认为后者的意义不亚于前者。1911年的武昌首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但直到12月31日，都决不能说这次革命已经成功了，因为清朝还在，皇帝还在，北洋军还在虎视眈眈，革命完全可能功亏一篑。真正的较量，真正鼎定局面，还是在1912年。因此，纪念1912年，不止是民国成立100周年，也是纪念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100年。

1912年的大事件，我试列了一个TOP10：

10、梁启超回国。这是政党政治的焦点事件，梁启超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他在北京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远远超过孙中山、黄兴在北京受到的礼遇，也当然不是章太炎等人所能比拟。虽然梁启超致力于政党政治，但我觉得如果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西方人一样的话，梁氏完全可以竞选美国式的总统。但是，虽然1912年的民主党和国民党的成立场面都很热闹，但政党政治还完全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土壤。梁启超从1912年回国到1917年因戴戡遇害而退出政治，其经历充分说明了在中国推行现代政治的艰巨性。当然，其悲惨程度比不上宋教仁遇刺。

9、唐绍仪辞职。唐绍仪是哥伦比亚大学高材生，又是前清官至尚书的高级官员，可说是中西合璧、人中龙凤，他应老友袁世凯之邀担任首任民国国务院总理，是深孚人望的。但他美国教育的出身，使其对政党政治充满憧憬，于是在代表北方与革命党谈判时即加入了同盟会，随即以此身份组阁。随后，他与袁世凯在很多具体事务上出现分歧，开了北洋时代“府院之争”之先河。他的挂冠去职，亦说明了当时中国政治的矛盾性。唐后来分别担任过南、北方的总长，后来竟然回到自己的老家当了县长。这反而可以说明，唐绍仪是一个具有现代理念的人，他的去职令人深感遗憾。

8、袁世凯杀张振武。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也是一个鹰扬跋扈、居功自傲的功臣。因为首义，武昌得以与北京、南京并列为辛亥革命的三大中心，黎元洪也一度与袁世凯、孙文分庭抗礼。但是众所周知，黎元洪是像宋江那样一口一个“莫害我”，最终走投无路才“上梁山”的，武昌不少革命党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尤其是因为黎元洪比较倚重孙武，与作为不同革命团体的张振武自然是越走越远。后来发生张振武私自处置军火的事情，黎元洪即认为这个眼中钉必须拔去，遂致函袁世凯求助。不料袁世凯将信函全部公开，矫黎元洪之请杀掉了张振武，陷黎元洪于不义。此事件的后果是，黎元洪与革命党渐行渐远，最终几乎成了逍遥派。随着黎元洪的被迫进京，武昌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7、尹昌衡西征。英国对西藏觊觎之心已久，辛亥革命时期，在其支持下，西藏发生叛乱，藏军一路打入四川。6月，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袁世凯令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平叛。川军在最初三个月时间基本控制了局势，但后来因英国外交压力以及川军内部争权等原因，最终未能完全控制西藏，但挫败了藏军对所谓“大藏区”的企图，在川藏地区维持了均势。考虑到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划向列强借款，且民国政府亟待得到各国承认，北洋政府敢于顶住外交压力，毅然出兵，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说明北洋政府不是卖国政府。实际上，北洋的外交和军事，都不算太差。外交上曾获得德国的赔款，是为中国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一笔战争赔款；军事上一度收复外蒙，比后来的政权要强。

6、北京兵变。这显然是袁世凯为定都北京而炮制的一场闹剧，但是假戏真唱，也充分暴露出北洋军的诸多弊端。北洋军由袁世凯一手创建，带有很强的袁氏风格，如兵源主要为华北及江淮平原一带的农民，因文化素养不高而造成性格缺陷明显。他们在北京放火抢劫，与暴徒无异，使民众对北洋军的印象急遽下降。当初，张之洞的练兵理念与袁世凯相反，招兵条件以有文化者优先，这正是武昌首义成功的一大原因。而在北洋军的地盘，如滦州、石家庄，革命党在军队中的运动都失败了。北京兵变的后果，自然是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定都北京，但是北洋军的声誉大受影响，无形资产损失惨重，贻害无穷。

5、陶成章遇刺。此事件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4、革除陋习。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除剪辫令外，还颁布一系列废除陋习的法令，如改跪拜礼为握手鞠躬礼、废“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吸鸦片等，这些法令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此所谓“易服色”，决非小事。不过，较为可惜的是，民国政府并未像朱元璋那般恢复衣冠一如唐制，遂使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失去了一个恢复民族服装的大好机会。论其原因：一是满清割裂了历史记忆，汉族人的服装在老百姓心目中似乎是唱戏的服装，很不实用；二是孙中山等革命党都是出过洋的，革命本也是舶来理念，他们都“崇洋媚外”，孙中山更是最爱穿“中山装”，遂带领国人一起西化、一起趋新。

3、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虽然确实显示了孙的风度气量，但实际上还是为形势所迫。毕竟，若非袁世凯，清帝不会那么快退位，革命党未必不能被剿灭。许诺袁世凯任大总统，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方式，理应给予高度肯定。袁世凯任总统，是各方坐下来谈判的结果，如果这种像美国建国时的会议式政治能继续下去，辛亥革命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革命范例，对所有人都善莫大焉。后来袁世凯高票当选正式大总统，是为民国第一个真正的大总统。

2、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听到革命的消息才赶回国内的，他不名一文来到上海，以妙手空空的“革命精神”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因为其政权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于历代王朝，其意义之伟大自不必说。但是必须指出，孙中山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都不在场，比如护国运动，《兼党伟业》里蔡锷在逃出云南前，先到日本去拜访孙中山，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护国运动是梁启超这一系人马发动的，一开始和孙中山毫无瓜葛。

1、清帝退位。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清朝本来是不是可以避免灭亡的问题，我的意见是，避免不了。首先，汉族人的反抗运动在有清一代从未停歇，这样的火种，在革命的春风中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其次，满清权贵极为颟顸，已是最后关头了，却还弄出一个“皇族内阁”，结果寒了士大夫和天下士人之心，从此与立宪派决裂，这是该群体的整体性格决定的，从多尔衮到载沣始终如此。第三，袁世凯早已是黄袍加身，在北洋军创立的那一天，清朝就已经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因为清朝不是一个可以驾驭新生事物的政权。

总而言之，我认为1912年是精彩的一年，是民国的开始，也是革命的高潮，对后来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最为吊诡的是，民国初年确实隐藏了很多乱象，但一样拥有无限生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民国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美国或者法国，1912年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起点。但现实恰恰相反，因为现实才是真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