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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等东南绅商为何要推动“东南互保”活动?

2012年04月01日 14:29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刘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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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张謇参与“东南互保”活动,并用“清廷”与“东南”是一种“名、实”互存关系的立论。只有用一种冒“抗命”之嫌的办法才能保障“半壁河山”从而保存清廷统治,却表达了张謇等东南绅商人士对时局的看法。这也与盛宣怀所说的东南督抚要“保东南、挽全局”非“从权”不是一个意思。可以说,这些思想反映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的共同心声。

 

本文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作者:刘学照,原题: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张謇忧心国事,一再陈言献策,推助东南互保,力倡因势变法,显露出一种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本文谨对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作简要议析,以期窥视他的“名、实”互存论的时局观,从而加深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认识。

一、“东南意识”:庚子陈言的政治语境

张謇是庚子年间自称“与康、梁是群非党”[1] (p. 861)的一位隶属帝党、赞同维新的人士。他甲午年中恩科状元,入翰林院四个月,因丁忧回籍守制。旋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总办通海团练。甲午战争后,团防事务结束。张之洞选派他和陆润庠在通州和苏州设商务局,开办纱厂。接着,张又聘他主持江宁文正书院。1896年,刘坤一返任两江、张之洞回任湖广后。张謇为开办“纱厂事”与刘、张以及盛宣怀等续多接触。1898年5月,张謇至京师向翰林院销假。不久,“百日维新”开始,他见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之旨”,又见“补授一品及满汉侍郎,均具折谢皇太后之旨”,“忧心”“朝局自是将大变”。他劝翁同龢“速行”。翁离京仅半个月,张謇也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在吏部宣旨任他新职的第二天便辞谢再度南归。[1] (pp. 410-412)遂专力于开办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以及执掌文正书院等实业、教育事务,奔忙于家乡南通与上海、江宁间。仍注目京师,关心国事,憧憬改革。为厂务、学务以及政治事务,与何嗣焜、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赵凤昌、陈三立等上海和东南士人相交游,并与刘、张等东南督抚保持较密切联系。再之,他与上海报刊的一些报人也有交往。《中外日报》为汪康年主办,他弟弟汪诒年任主笔。张与汪氏兄弟均友善,他与汪康年同是上海强学会的参加者,汪比他早两年中进士,他在通信中以“同年弟”自称,并能无顾忌地议论朝政和“君权”、“民权”等问题。而且,他与《新闻报》业主、美国教士福开森在1896年就相识,庚子年前曾数度晤面。[1] (pp. 642-645,p. 386,pp. 415-418)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事件发生,张謇为挽救时局,一再与知友们谋划,向刘坤一等东南督抚陈言对策,其政治话语类同于上海报刊时论。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和经济中心,是许多变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戊戌维新运动中,上海《时务报》一时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直至清末,上海始终是国内报刊舆论传播中心。据《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当时全国有六成多的报刊在上海发行。[2] 历史表明,戊戌政变以后清朝统治内部矛盾加深,迨到1900年“己亥建储”事件、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其统治发生严重危机。所谓“由新旧”、“满汉”“生南北之意见”。[3] 1900年,上海报刊舆论有两个中心,一是年初对“己亥建储”上谕发布的震惊和愤懑;一是从初夏以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及其所引起的时局变化的强烈的关注。这两次舆论潮的连结和深化,推助了带有上海、东南和南方特征的“东南意识”的显现。

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立溥俊为大阿哥的上谕,隐含废立之意。25日,电讯传到上海,“沪上人心鼎沸”,发生了经元善暨寓沪绅商1231人联名抗疏的事件。27日,《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加按语说,本埠接奉电谕后,“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4] (p. 309)《新闻报》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5] 《中外日报》电讯指称,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太后此举”是“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6] 该报还征引“西人”的话,称“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件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7] 借用“西人”之口表达了“南北之见”或谓“东南意识”。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张謇 东南互保 清末 庚子 八国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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