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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等立宪派士绅不信认革命党:革命幼稚偏激

2012年04月01日 12:08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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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进步思潮,一为民主革命思潮,一为君主立宪思潮。后者之所以堪称进步,不仅是与君主专制相较而言,而且是由于其政治主张也包含民主与法制的内容,尽管并非十分明确与完整。这两种思潮都是经由上海而辐射到东南,乃至全国多数省区,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动员力量。平心而论,革命派对于上海这个新兴城市的重视并不下于立宪派,特别是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之多,与宣传鼓动议论之强劲,业已为时人所认知。但是从革命党的总体战略部署而言,其对上海与东南的重视却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便不如立宪派。客观上,革命派当然不像立宪派那样具有合法地位,同时也缺乏立宪派那样充分的可以动用的各种资源。但不容忽视的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核心,长期以来都是习惯于以海外为基地,侧重于在华南沿海策动武装起义。这些旋起旋灭的小型起义,尽管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并且不断扩大革命影响,但对人力物力有限资源的无谓消耗也是很多的。直到1911年7月,一部分两湖、江浙籍的同盟会员才主动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明确提出“革命地点应居中”,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但由于革命形势急速发展,还来不及作从容部署,武昌起义即已突然爆发,而革命的主要领袖尚滞留在遥远的海外。

革命的胜利理应看做是革命派的胜利。清王朝的覆灭与民国的肇建,“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但是,由于革命党本身的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就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为了对抗北洋军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不得不与立宪派以及某些旧官僚携手合作,并在夺取局部政权后借重后者的行政经验与某些专业素养。这样当然壮大了革命声势,也加快了革命前进的步伐;但同时也必然难以避免这些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伙伴们的负面影响乃至权利争夺。这样,起初似乎符合革命预期目的的结果便逐渐异化,直至最后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当有些真诚的革命派从狂热幻想转变为冷静思考时,才发觉自己竟然已经在政治角逐中提前“下课”。

革命与废除君主也不是立宪派的预期结果。企图保持君主而又推行宪政的立宪派,没有想到自己的宣传与实践不仅未能消融革命,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与革命的步伐。再接再厉的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不仅使立宪派对于清王朝的幻想陷于破灭,而且也进一步表明体制内的改革此路不通。形势总是比人强,立宪派最害怕的是革命,可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偏偏已成燎原之势,而自己却成为革命盛情邀约的嘉宾。包括张汤在内的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参加革命后的新政府,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革命派需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经验,而他们也未尝没有施加影响以制约乃至消弭革命的企图。废除君主还是保持君主?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革命还是改良?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现在的问题是由谁人和用何种方式来收拾清王朝覆灭后的残局,并且营建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并未使立宪派完全陷于被动。他们毕竟已有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包括刚刚获取的议会斗争经验。他们眼见清廷武力扑灭革命无望,便转而顺应革命潮流,赞同民主共和,并且在被动中逐步争取主动。1911年11月初的上海独立,革命派(特别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当然是主要驱动力,但上海立宪派李平书等也积极参与,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新建的军政府的全部民政事务。紧接着是杭州的新军起义与苏州的“和平光复”。张謇最亲密的伙伴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而相知甚深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成为军政府首任都督。此后,张謇本人的政治转向也更趋明确而积极,他和其他立宪派人士全力支持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注:1911年11月7日,张謇致函许鼎霖称:“总之,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至于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电文还强调指出:“东南各省,皆财赋所自出。以海关税项言之,十之八九,已归民军;以盐斤税厘言之,亦得十之七八。其他丁漕各款,又独重于东南。”(《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南京的光复使全国政治态势发生微妙变化。原本以革命中枢之地自居的武昌,由于汉口、汉阳相继失守而渐失首义优势,而南京则成为可能取而代之的民国首都。这不仅是立宪派和东南绅商的愿望,而且也是湖北集团以外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一致主张。这时,袁世凯已经实际上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并且成为革命派在战场上和谈判中的主要对手。革命派当然希望通过北伐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共和国,袁世凯也未尝不想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消灭革命武装及其影响,但当时的具体情势却是谁也吃不了谁。南北对峙已成定势,而这就为处于中间地位且一向主张调和的立宪派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也正因为如此,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便成为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经常与张謇、汤寿潜、程德全、黄兴、汪精卫等密商的最佳处所(注: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62页。)。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立宪 革命党 张謇 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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