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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等立宪派士绅不信认革命党:革命幼稚偏激

2012年04月01日 12:08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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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张謇等人起初对革命派了解甚少,以为无非是幼稚少年过分惑于自由平等之说,或是由于种族成见太深因而趋向愤激。但他们更多地是以贤良长者姿态出现,侧重于对倾向革命的学生进行开导和劝说。甚至当同盟会成立后,大批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而纷纷归国之际,张謇虽然认为学生“浮嚣”,但却与赵凤昌积极筹划接待与安置。当时盛传回国留学生多为革命党,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形势颇为紧张。张謇却不以为然。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作者:章开沅,原题: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

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空前严重,已经达到亡国的边缘。正如张謇当年说过的伤心话:“亟立宪非救亡,或者立宪国之亡,人民受祸,轻于专制国之亡耳!”(注:《啬翁自订年谱》,辛亥三年正月。)光靠实业、教育救不了国,因为腐败透顶的传统政治体制已经成为阻碍乃至破坏一切改革的桎梏。不打破这种桎梏,即便是温驯平和的实业救国论者和教育救国论者,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说穿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在极端腐败而又陈旧的传统体制内寻求对于这种体制的根本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张謇所说的“立宪非救亡”,意为即使以立宪代替革命,也难以救大清帝国之亡,至多是可能减少若干新旧更替的社会剧烈动荡,以及因此产生的巨大阵痛而已。由于张汤等恪守纲常名教,仍然未能逾越根深蒂固的忠君情结,所以他们倡导立宪与国会请愿运动,便或多或少带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

还是人们常爱说的那句话:“形势比人强”。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早就重视势的判断以及应对之术,而其后虽儒生亦知审时度势的必要。到20世纪初年,新派人物开始称之为潮流,它是风气开通的结果,却比风气具有更为明确的发展趋向和更为强劲的驱动力。当年《国民日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最近之现象》的时评,讲述的就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这种势或潮流:“经外界内界无穷之激刺,而吾国之政海亦累生种种变幻之风云。初坚持通商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制造。坚持制造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游学。坚持游学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变法。坚持变法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保皇。坚持保皇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立宪。坚持立宪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革命。夫至革命,以现象度之,则其抵死坚持不可者也。”(注:《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年。)这是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在新旧斗争中节节败退的绝妙速写。每当一种新主张出现,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可是当另一种更新的主张出现时,他们却又被迫接受已经被自己否定过的前一种新主张。在短短七八十年间,一种又一种新主张接踵而至,而且后一种往往又比前一种更为激进,顽固派则总是被动地接受一个又一个业已落后于时代的趋新主张,并且在这个循还往复的游戏中不断地否定着自己。这就是潜在的势或潮流的威力!

张謇等人曾经批评过维新派的急于求成,更加不满于革命派的鲁莽暴烈。可是,如果没有戊戌变法启动于前,就不可能有清末新政赓续于后,而张汤等正是在所谓新政中大显身手。同时,如果没有革命党与民众起义威慑于前,就不可能有预备立宪许诺于后,而张汤等正是在立宪运动中俨然成为国内“民意”的政治大老。这里存在着一个政治动作的“时间差”问题。由于张汤等持重求稳,他们的行动落后于戊戌变法者的节拍,但也正好因此避免了如同康梁那样惨遭“封杀”的结局。而由于东南的区位优势和他们自己的思想进化,张汤等又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领先者。与康梁相比他们至少赢得了六七年的时间,从容展示自己推动政治革新的机敏与干练。最后虽然也遭到顽固派的“封杀”,但那不过是清王朝败局已定的先兆,而张汤等立宪派头面人物反而成为极大的赢家。

早在1903年,即已有人评述过东南一带风气开通的迅速:“夫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权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无进步矣。”(注:杜士珍:《论德育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新世界学报》第14号(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立宪主张(包括君主立宪)也属于“新智识、新学术”范畴,而且与民权意识的增长紧密关联。汤寿潜早在1890年出版的《危言》一书,即已主张仿行“泰西设议院,集国人之议以为议”(注:汤寿潜:《危言·议院第五》,《汤寿潜史料专辑》,第223页。)。张謇则是1903年在日本做实地考察以后,才深切地认识到立宪与政党政治的优越性。回国后,当他从《中外日报》得知日俄战争爆发而日本已获两次小胜后,感叹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注:《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在北海道考察期间,即已把“有权位而昏惰者”视为中国难以富强的“病根”;而现在则更为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实行立宪才能挖掉这个“病根”。因此,他在给友人沈曾植的信中即已“论世界宪法”。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立宪 革命党 张謇 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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