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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出任农商总长 主持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2012年04月01日 11:45
来源:社会科学家 作者:虞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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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就是在这样生机与危机共存的时代背景下,抱着慎重而负责的态度出任农商总长的,并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努力去开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张謇作为关注世事的知识分子实业家,既看到了民国成立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希望“现政改共和,决不致如前腐败,置身行政者,对于实业当竭力补助维持,辅育长成而后采取,万不可再加摧残也”,“一切实业、教育之障碍,渐可解除”;[9]也看到了发展经济对巩固民国政权的重要性,认为“今社会凋敝已极,第一须恢复元气,恢复之道,舍振兴实业其道无由”,“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10]更看到了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毫不隐讳地指出:“民国肇新,破坏之业已终,建设之事方始,然而环顾全省(指江苏省),金融停滞,生计凋残,失业之人骈踵待命,加以军政财政错杂纠纷,稍一举步,天荆地棘,此诚艰难困危之秋也。”[11]因此,张謇深知于此时出任主管全国农工商各业的农商总长责任重大,举步艰难,前途难卜,他自己表述出任农商总长时的心态说:“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所可以告国人者,惟矢此勤勤恳恳之心,与国务院诸君,交成职责而已。”[12]这朴实无华的寥寥数语,表明了张謇将在农商总长的任上,本着实事求是、勤勤恳恳、尽责尽力的精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竭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张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张謇一上任就提出了针对国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施政纲领。他首先指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和应对原则:“民国肇建,内乱外患,稠叠@①至,借款累累,债权四压。权政府度支之数,用之于军政之消耗犹恐不足,然亦当以十之四、十之三谋生计之扩张。权人民漏卮之数,则增加熟货之输出犹病未能,然亦当就千之八、百之一求输入之低减。”主张压缩军政开支,增加经济建设投资,开拓出口贸易,从而逐步发展生产,减少外贸逆差,增加财政收入,稳固民国政权。接着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实业活动的体验,在以往产生的改革经济制度设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如下一系列的具体办法:

第一、加速制定经济法规。张謇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结合考察日本、欧美等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确认建设健全的经济法制是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首要前提,以往中国实业所以难以振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齐备经济法制。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说:“二十年来,所见诸企业之失败,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将败之际,无法以纠正之,既败之后,又无法以制裁之,则一蹶而不可复起。或虽有法而不完不备,支配者及被支配者,皆等之于具文。前仆后继,累累相望,而实业于是大隳。”不仅伤害了“人民之企业心”,而且损失了大量宝贵的资本。因此,“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使人民丧失投资实业的信心。更为可忧的是,今后随着振兴实业潮流的兴起,“中外合资营业之事,必日益增多”,如我国没有相应的法律预防这些问题,将有无可以对的危险。所以,“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

第二、革新和稳定金融市场。张謇认为缺乏现代金融市场,国家之金融基础未立,是振兴实业所面临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早在1906年时,他就提出要改变以钱庄、票号为主体的传统金融市场,建立和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市场。出任农商总长以后,他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更为完善的改革金融制度的方案:“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而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事业,索索无生气,重以倒闭频仍,信用坠地。于是一国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由此造成金融停滞,银根短绌,利率上涨,企业融资无门,集资无路。因此,“为今之计,惟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13]通过完善国家金融体系、维护民间金融市场、改革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三管齐下,缓解金融困难。

第三、改革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张謇所提出的改革税收制度的办法,包括进出口的海关税收制度和国内商品流通的税收制度。对于海关税收制度,他认为“今世界大通,国际贸易日增月盛,则关税之影响于农林工商业者尤大”,应按照国际惯例,根据国内需求,灵活调节关税,即:对于洋货,“宜分别输出入物品之性质以为差别;不宜如旧条约以值百抽五或值百抽七五概括之税率。其物品应有重征者,虽值百抽五十乃至值百抽百可也;有应轻征者,则虽不足值百抽五或竟免除之亦可也”;“课税物品以国内利用之程度与消耗之程度而定其等差。消耗品之中,又以奢侈之程度为等差”,以保护本国产品。[14]对于国货则应参照各国办法减免出口税,并力争关税自主,如果能够“出口税轻重由我,则国际市场上庶有我国商人容足之地,而国民经济上,或可渐有生动之机。”[15]对于国内商品流通税收制度,他提出:首先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单纯以国家收入为目的的税收观念,树立国家税收政策既要发挥调节生产的杠杆作用,又要兼顾国家利益和生产经营者利益的新的税收观念。他说:“农工商之政策,惟借税法为操纵,或轻减以奖励之,或重征以抑制之。盖未有不顾农工商之痛苦,而纯然以收入之目的,为征收之标准,猥日苟且以济国用者也。”本此原则,必须改革原有之厘金、常关等“内国之恶税”。

第四、奖励和补助民营企业。张謇认为政府缺乏保育幼稚产业的必要措施,也是民营企业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欲振兴实业,就必须对民营企业实行必要的奖励和补助。出任农商总长后,便把这一主张作为施政纲领之一提出,并根据国家的财力状况,把奖励和补助的重点放在重要产业的民营大企业上。他强调说:“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之性质,……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如对已办之企业,凡取得优异业绩者,给予适当的奖励;对新办之大企业,按其资本额之大小,给予为期3年的3~5厘的利息补贴,即所谓“保息”。如是,则“国家筹仅少之费,而民业有日兴之象。”所以要“以此为积极进行之策”,[16]不久即制定了《保息条例》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努力实施这一振兴实业措施。

第五、改革官办企业制度。从洋务运动起,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办了一些企业,但由于经营不善,效益低下,不能收应有之利,甚或亏损。民国成立以后,这种官办企业依然存在,管理和经营每况愈下。对此,张謇首次提出了全面改革官办企业制度的官方政策;对于已有的官办轻工企业,拟采取官为倡导,民为主办的政策,“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17]对于今后新办的矿冶企业,主张采取官民分类兴办的政策:“惟食盐、煤油二种定为国有,其他各矿在国家方持开放主义,原无与民争利之心。然如铁、如铅,不特为轮轨机械之所以必需,亦实为枪炮弹药之原料,而采炼费巨,听民自为,动多流敝。似宜济以官力,免蹈汉冶萍覆辙。至金、银、铜、镍等矿,为造币所必需,亦拟各择一二矿产富饶之区作为官矿,以为民间之模范,以辟政府之利源。”这“有关军需”和“有关币制”的6种矿,虽“定为可以官营之业”,但“仍不禁绝民间开采”,[18]特别是那些以前已立案开采,及将来计划“不归国有之小矿,仍听商民遵照条例,集资开采”。[19]由此明确规定了政府开办企业的目的,除了保证军需和财政的必需之外,主要是在于引导民众兴办企业。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张謇 民国 经济 改革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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