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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近代史教科书中对于灾难的记忆被遗忘了

2012年12月03日 08:1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良飞

东方早报:灾害并不一定意味着灾荒,从灾害发生到形成大规模的饥荒中间有很多原因,自然的、人为的都有。1942年大饥荒是怎么形成的?

夏明方:首先肯定是自然界有一个变动。一般来说,旱灾持续时间比较长,尽管在近代史上这一次的旱灾持续时间不是最长的。我的一个研究结论是,抗战8年应该是民国年间中国的气候条件总体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像1942-1943年华北大饥荒的形成,更多的还是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从河南国统区来讲,很显然就是国民党部队对粮食的争夺。当时他们以抗战的名义,征集粮食,即所谓“征实”。原来你可以交钱的,现在不行了,必须把实实在在的粮食交给他,即使闹了饥荒了,还逼着要完成征购任务。饥荒肯定跟这个有绝大的关系。实际上,那个时候,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也很厉害,就算交钱,负担也会很重。

东方早报:现在的反思主要就是集中于你上面提到的那些方面,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提得相对较少一些。

夏明方: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国民政府的责任归国民政府,日本人的责任归日本人,双方的责任要厘清。如果只是单纯地强调国民政府的救灾不力,忽略掉日本人的侵略在这次饥荒形成的过程里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这次灾荒的认识就不会更深刻,我们的反思肯定是不完整的。

当然,国民政府也的确做得不好,在救灾过程中显露出了自身的腐败,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国民政府走向衰亡的一个征兆,包括很多美国友人。以前很多人包括美国人对蒋介石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次的饥荒之后改变态度了。

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无论评价一个人物,还是研究一个事件,都要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下来考虑。在这个历史条件之下,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才能给他一个比较公正的评论。

蒋介石自始至终不重视1942年灾荒

东方早报:如何评价蒋介石在这场大考中的表现呢?

夏明方:就这次灾荒来说,应该说蒋介石的确做得不怎么样。在灾荒刚刚形成时,河南省就开始不停地往上报告,中央政府也已经派遣大员到河南省去勘灾了。但在整个过程中,蒋自始至终没有把这一事件重视起来,还是不停地强调要征粮、征粮、征粮,这就是很少见了。

你可以解释说这是为了抗战,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为了抗战,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河南的民众和国民党军队之间那种紧张的关系?国统区的这些部队在河南省到底做了什么?是不是真的去抗战了?以战争的名义征收来的粮食,最后是不是服务于这个战争?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及早公布了灾情,还可以通过动员全社会,甚至动员国际的力量来救灾。他没有做。

东方早报:蒋不知道这么去做么?

夏明方:老实说,在救灾问题上,蒋介石一直表现不佳,这一点我们也不用回避。

以1931年江淮流域的大水灾为例。1931年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滂沱之时,身兼淮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亲莅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往返南城、南丰、广昌等地督战,历时一个半月,江淮流域正是在此期间遭到了大面积的水灾。

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

8月2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应钦从南昌发来的“促请赴赣督剿”的急电,当天又匆匆乘舰再赴南昌。他坐在这条战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下千里”地转了一转,算是对灾区的“视察”。

8月28日,蒋跑到了汉口,9月1日发表了一封《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在电文中,他直接说:“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对于大水灾的责任问题,他则认为此属“天然灾祲,非人力所能捍御”。

蒋介石到达汉口的时候,汉口正在闹瘟疫,他待在舰上根本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官员就坐个小船上舰去给他汇报。

东方早报:1942年中原大饥荒时,他有发布什么宣言么?

夏明方:有。他在2月2日晚上把《大公报》停刊3天之后,在2月4日,《中央日报》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以《赈灾能力的试验》为题,抛出了一篇反驳《大公报》的奇文。该文把“河南人民所受之苦痛”视之为“天降大任之试验”,认为“中国正是一个天将降大任的国家”,自然应该像古圣人孟子所说的那样,要“经受种种(天)之磨炼,增益其所不能”。

应追问为何大饥荒时却没有王朝更迭

东方早报:很多人把1942年看成是“敲响了蒋政权崩溃的钟声”的一年,有媒体反思这段历史的一句原话叫,“国民政府的崩溃事实上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一到某个王朝末年基本上就是民不聊生。

夏明方:肯定是这样的。具体到1942年,首先是一些在华的美国外交官、新闻界人士、传教士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这并非无的放矢。

至于在中国历史时期,很显然,一个王朝的末期总是和饥荒、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王朝被推翻,新的王朝建立,饥荒对改朝换代来说肯定有很大的作用。邓拓在他的《中国救荒史》一书中就有一个判断: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和饥荒连在一起的。

不过,对于近代以后中国的历史,我们要问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饥荒是否会导致王朝更迭了。而是要追问,有的时候出现了大的饥荒,反而没有出现王朝更迭,为什么?这才更需要我们去回答。

东方早报:饥荒并不必然导致改朝换代?

夏明方:对。比如说像光绪的丁戊奇荒,灾情那么重,但是王朝并没有在那个饥荒之中覆亡。比如说1928-1930年的大饥荒,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刚上台,也没发生政权动荡。我们对于一场饥荒与一个王朝命运的关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虑,然后再去解释。

一般来说,一场饥荒出现,肯定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不能否认的。至于这种动荡不安是否会导致改朝换代,那就要看一个政府的应对了。有时候你做得好了,反而可能会赢得支持,巩固了统治。做得不好,那就会越来越坏了。

东方早报:当时国统区、敌占区和根据地都同时遭遇了严重旱灾,如何评价这三个地方的救灾措施?

夏明方:国统区和敌占区做得非常不好,基本上以失败告终。抗日边区认认真真地对待了这场涉及自身生死存亡的饥荒,而且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来解决,成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一方面边区要对付日本人的扫荡,另一方面要解决饥荒带来的困难。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全社会总动员的过程,不但度过了灾荒,也增强了边区总体的实力。如果谈到饥荒与政权的关系,至少在中共这边,中共对饥荒和政治命运的关系,已经做出了他们的一个判断。

以太行区为例,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领导救灾工作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我们称之为“太行模式”。在1943年7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邓小平详细介绍了太行区经济建设的情况。邓小平说,“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组织了巨大的救灾工作和春耕运动,现在大致已经渡过难关了。只要雨水不缺,人民很快就可缓过气来。”

邓小平总结:“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救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批款子,贷给灾民……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开出来的荒地,青苗已经长成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新、旧中国里面,不管大家对后来的1959-1961年的三年灾害怎么看,至少在1942-1943年横扫中原的大饥荒中,中共之所以赢得了信任,和它对饥荒的有效的解决有关。

可以说,当时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体中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在某种程度上喻示了后来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教科书 1942 饥荒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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