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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近代史教科书中对于灾难的记忆被遗忘了

2012年12月03日 08:1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良飞

官方在灾难记忆上做得不够

东方早报:1942年距离今天才70年,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不知道了。你上面提到的“丁戊奇荒”或者明末的旱灾,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中国人是不是对灾难很容易遗忘呢?

夏明方:我觉得,不能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事实可能是反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恰恰可能是一个对灾难记忆最丰富、最持久的国家。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早从《春秋》开始,里面就已经有很多关于灾荒的记录。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到最后一部官修史书《清史稿》,每一部史书里面都会有什么《五行志》、《灾异志》等专门记述灾荒,而且这些记述都是放在很重要、很突出的位置。实际上,从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保存这么完整的、时间序列这么长的灾荒记载,这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国外有一些人对中国人的某些习惯觉得不可思议,比如储蓄。今天我们储蓄的是纸币,以往储蓄的是什么呢?粮食。过去的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粮仓。这样的习惯渗透到了老百姓的文化心理意识里去了。某个大的灾难过后,总会发生一些抢购事件,抢米、抢盐、抢水等,实际上恐怕也和这种灾荒的记忆有关。

如果你真正的到基层去,到民间去,你采访那些老百姓,你去访一访他们,他们对历史上发生的甚至很早很早的灾难事件,都会有深刻的记忆。就像发生在1959-1961年的三年灾害,很多时候我们不说,但不说,老百姓有关饥荒的记忆就会消失掉吗?不可能的。

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应该承认我们对灾荒的认识肯定还是很不够的。从现行政策的角度来说,每当发生了特大的灾害,我们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救灾运动,可是灾荒过后往往就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救灾工作的总结报告书我们都见不到。如果说我们的灾难记忆比较薄弱,那也是说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官方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东方早报:对灾难、灾荒秉笔直书的中国史学传统到了近代好像就中断了或者说不彰显了。

夏明方:在近现代的历史研究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的确确很少去讨论灾荒的问题了。民国时期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里面还提到过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的,但在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里面,尤其是建国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面,我们很难看到有关灾荒的细致描写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更强调外来的侵略,也就是外患,对内忧的描述更多是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去理解了,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由此引发的灾荒问题,往往被放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

我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灾难的记忆可能是被遗忘了,这个传统被中断了。但实际上,如果要是涉及到整个中国人的灾难记忆,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我总感觉,中国人对于大灾大难有特别强的适应能力。一个灾荒频仍的地方,往往也是人口众多的地方,这两者之间有关系么?

夏明方:当然有关系了。大家都注意到了灾荒会带来人口的大量伤亡,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饥荒过后人口的一个大幅度增长。

在灾害学研究里面有一个假说,叫人口死亡的补偿机制,就是说一个地区在遭受大灾荒之后,老百姓会拼命生孩子,结婚的比率会增大,之后生育率也会增大。我们找到的民国时期的一份人口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28-1932年,关中旱灾之后,西北农业大学的教授蒋杰带着他的学生做了一个关中地区农村人口调查。他们调查的数据包括灾前人口、灾后人口、死了多少人、死亡人数分布、生育率等。蒋教授在调查结论里面就特别提到,灾后的生育率突然升高,死亡率降低。死亡率的降低,生育率的提高,反而会形成一个生育的高峰,就是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

后来我在一个抗战的学术会议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位泰斗立即就说,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抗战结束以后,到处都是放爆竹结婚的。

东方早报: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传统观念,就是多子多福。这种观念的形成与饥荒有关联么?

夏明方:我举一个例子。明代山东一场大饥荒之后,一个地方乡绅写了一份类似于灾情报告的东西,他就特别提到当地“卖一口,救十口”的传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民遇到饥荒以后,没有粮食了怎么办?就把孩子卖掉,卖掉一口全家其他人就可以活命。这个文献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百姓还把人口作为饥荒时候的一项救荒储备,灾荒前拼命地生,灾荒发生时就“卖一口,救十口”。

当时的民谣里还有“添丁不如减口”的说法,说的是到灾荒的时候添丁不如减口,那个时候你要是生孩子肯定是自己找麻烦的。

厘清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就1942年灾荒的责任

东方早报:河南灾荒连年,老百姓不免经常逃荒。他们逃荒有固定的路线么?1942年是怎么逃的,以前又是怎么逃的?

夏明方:灾荒发生时,一般先是向湖北,向南方走,南方肯定要比北方条件好,河南那边的灾民大多往南走。还有向山东、河北逃荒的,这主要是河南北部的灾民。

也有向西的,比如渡过黄河向陕西逃荒,但人数会少得多。在光绪丁戊奇荒时也是有的,但那个时候陕西省也闹饥荒了,陕西省的灾民也有到河南省的,整个都乱了。

1942年中原饥荒的时候,为什么大多数灾民都向西逃荒呢?那时候的环境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河南北部、东部都沦陷了,是敌占区,靠北边是边区,西边是国统区,相对来说是后方,后方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还有铁路,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只要到后方去就有饭吃了,所以就拼命地往西跑。

在饥荒中,也有很多国统区的人跑到了敌占区。当时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丰收了。饥荒的时候,敌占区也会搞政治宣传说:“啊,你看你们政府不管你们了,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有救济。”日本人控制下的报纸,比如《申报》,也有社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社论认为,现在全华北闹饥荒了,要争取人心,还是要靠救灾。

东方早报:一些灾害频发的地方,比如说河南、河北、山西、安徽等省份,是不是都有固定的逃荒路线图?

夏明方:应该是,而且可能是个习惯性的。以安徽北部为例,一到饥荒的时候肯定就往南京、上海跑,形成了一个固定区域的流动。早先的时候可能是某几次突发的饥荒,当地人逃了过去,然后再回来;后来到冬天没事儿干了,即使没有灾荒发生,也会成群结队前往乞讨,形成一种候鸟式的迁徙。走西口、闯关东就是这样子的,后来有铁路以后更方便了,即使不坐火车,也可以顺着火车道走。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教科书 1942 饥荒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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