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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饥荒始末

2012年12月03日 01:0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兰台

4、蒋介石为何只减不免河南粮食征收?

显然,河南省政府不断否认灾情的存在明显误导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对军队的不信任(蒋在1942年9月王曲军事会议上称“军队谎报欺蒙之习,现在到处难免,流弊所及,不仅骗上官,骗同事,骗部下,而且他还要骗自己。”)则使得军队五次三番报灾在蒋介石眼中成了驻军与士绅勾结的证据。

一封经常用于证明蒋介石不念河南灾情的手令,如查看全文就会发现,这封手令与其说是蒋介石不念河南灾情,不若说蒋介石在警告军官和地方官员和大地主们不要逃税:

中正此次视察各省所得关于征粮之实际情形,现发现有若干在中央或地方服务之军政高级人员,尚有不脱旧时恶习,对其乡里所有之产业,不纳赋税,不缴军粮。嗣后无论任何地方,如再有假借地位势力,避纳赋税军粮者,该管之乡镇保甲长及县长,即按级申报省政府或中央主管机关,其情节重大者,准予直电中正!否则,纵容规避,放弃征收,一经查出,即以受贿论罪。……至各地区巨富粮户,如有巧避军粮、囤积粮食,以图射利居奇者,中正并经授权各战区司令长官,准其就近先行查封,电报中央主管机关,听候处分具次。本年有若省地方官绅文电纷弛,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但大多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报。嗣后呈报灾荒,必须勘查明确,根据实况,倘有捏词朦报,一经查明,必当执法以绳。(《蒋介石侍秘字第13839号手启电》(1942年9月21日),节引自《财政部经办蒋介石手令情形报告表》(1942年度),档号:三(1)/3359。)

而1942年8月,蒋介石拒绝接见河南请愿团,与其说蒋介石不相信河南有灾,不如看做蒋介石对河南士绅、地方官(李培基和卢郁文是蒋亲自委任)的不信任。(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鉴于灾情日趋严重,公推了三个代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赴渝报灾请赈。抵渝后代表团要求谒见蒋介石,蒋“不惟拒见他们,还进一步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160]。)摘自《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作者:王小静

在1942年9月王曲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最终决定有选择的相信军方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在另一方面,蒋介石再次强调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必须承认在王曲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对河南灾情估计严重不足;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正是因为河南省政府之前对灾情的瞒报,蒋介石对“军绅勾结”的痛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不足”。如果河南省政府一开始就把河南实际情况告诉蒋介石的话,也许河南大饥荒的烈度能降低许多。

5、王芸生1960年代的回忆可信吗?

王芸生在1960年代曾撰写回忆里,称1943年3月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亲自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然而王芸生的回忆可信吗?

首先,在1942年9月王曲军事会议后,蒋介石以及对河南灾情有所布置(当然,布置的很不够),怎么可能到了1943年3月反而不相信河南有灾?

其次,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前往河南“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据当时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派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的金汉鼎回忆,当时张继、张厉生带了5亿法币前来赈济。到达洛阳后,二张就与李培基及相关厅局处长会商办法,并指定赈款2亿为急赈,在各地遍设粥场;3亿为购征粮,“因时间和交通关系,曾约定在各个专区制定一个适中的县,令各县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来会,俾知各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和传达上述两项内容,使全省人民深体此意”。

综上所述,若说1943年3月,蒋介石仍不相信河南灾情严重犹有可能;而说蒋介石不相信河南有灾则绝无可能。以当时国民政府独裁体制,若无蒋介石点头,张继、张厉生从哪里给河南调拨5亿法币呢?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42 河南 蒋介石 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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