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1942年河南大饥荒始末

2012年12月03日 01:0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兰台

3、专制社会下民众服从不反抗的原因:被束缚同时接受保护 反抗与否只为“活着”

正如我们上面阐述的,专制政府的全面空铺确实是人民不敢反抗的重要因素,但仅仅是暴力压制,恐怕尚不足以解释为何百姓就如此逆来顺受了。而政府视国民为草芥的行为却提供了反抗的理由:民众可以接受暴力下的恐怖统治是因为专制政府可以提供相应的保障,而本该提供的保障在政府视国民为草芥的行动中被瓦解了。

被取消的是什么?秦晖教授指出“封建社会中的个人依附于共同体,一方面是由于共同体的束缚,包括超经济强制性的束缚。例如俄国农民不能放弃份地、不能退社、主要经营活动也不能违背村社统一安排,我国的均田农民也不能脱离土地而自由迁居、改业等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共同体的庇护,包括“天然首长”的庇护,因为宗法共同体除了“父权”的一面外,毕竟还有“温情”的一面。它虽然在各等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这正是维护宗法关系所必须的),但对每一等级内部的阶级分化却有严格的抑制作用。它把“村社民主”与宗法专制、“村社平均”与宗法剥削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以农民逃避竞争、分化、风险、动荡的保护,给他们带来安全、宁谧、信赖将来的感觉。事实上只要宗法共同体的功能不被“贪婪的私有者”完全破坏,农民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农村公社和我国的均田制下农民都能领到“份地”。它在理论上是平均的“一份”,在实际上也是对平民中不平均的一种障碍。因此在西欧中世纪,最富的与最穷的往往都是自由人,而农奴(村社成员)则处于中等地位。即使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共同体职能衰竭的情况下,也可以指望家——国一体化的“天然首长”来行使“右贫抑富”、“抑兼并”的职能,或在一种新的宗法机制下达到“关中模式”的平均。此外,“自给自足”虽是小农的价值理想,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要在数口之家内发展生存所必须的一切分工实际上并不可能,极低的生产力也使这种生产不能完全脱离共同体的简单协作而真正个体化。在缺乏交换的条件下,这种“有无相周”、“人牛力相贸”变工互助以及兴修水利等一系列协作只能由共同体来安排。因而共同体的“命令经济”对农民也有保护的一面。因此,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实质上是宗法共同体对个人的束缚“保护”纽带。由于它是束缚性的,所以它有“强制”的一面,由于它又是“保护”性的,所以“自愿”处于依附地位在封建时代实是极为普遍的事……总之,弗洛姆所讲的“逃避自由”在封建时代并不罕见。”(本文摘自:《田园诗和狂想曲》,作者:秦晖,中央编译出版社)

换言之,平民不反抗暴力恐怖统治换来的,正是传统社会和专制政府所提供的“温情脉脉”的传统自然经济模式下的平稳生活。而当国民政府选择视平民如草芥的任其大规模死亡之后,普通平民能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就已经消失了。这给了平民反抗的理由,而此时能维系平民依旧保持服从的就只有国家的暴力机器。而当1944年豫湘桂会战中日军打垮汤军之后,当地的暴力机器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则已经有了反抗理由,又看到了束缚消失的预期,河南百姓做出了反抗汤军甚至主动缴汤军械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个过程不过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变相重复罢了。“他们起来造反与其说是“穷则思变”,毋宁说是“死里求生”……一般地说,我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农民失去了土地之后,只要能作为佃农乃至农奴而生活下去,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危机的根源与其说是“贪婪的私有者”破坏了宗法共同体,“阶级分化”瓦解了等级壁垒,不如说是国家失去了“保护”职能,因而农民不得不投靠民间庇护者,并拥戴他重建宗法国家,恢复共同体职能。”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的话,当时无论是顺从而死还是后来反抗的河南平民,他们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保证他们“活着”。

4、真正的反抗是什么:摆脱前现代自然经济下的专制臣民身份

为“活着”寻求专制社会的庇护,如果反抗,那是因为现有专制政权无法提供这样的庇护而寻求一个新的同质政权。这就是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中不反抗与后来反抗的平民的终极本质,也是几千年来农民起义和王朝循环的终极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大灾难留给我们的,是一串无言的省略号。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种循环的背后又是什么?

“人身依附关系还有第三层次亦即最深的层次,即人对于自然界的依附。人脱离动物状态而“人化”的过程,就是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周围自然界有别的主体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社会联系的狭隘性,人虽已部分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即“自然人”。对于农民来说,就是把自己看作土地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土地的附属物。中世纪农民“束缚于土地上”,或曰农民是“土地的奴隶”,是人们谈论封建社会时常常提到的一个命题……从根本上说,农民依附于土地是由其“自然人”状态所决定的。当今我国许多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事实上仍株守土地无法脱身,是城市的富裕对他们无吸引力?是某种法律不允许他们离开土地?都不是。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的就是自然经济本身。在没有广泛交往与信息、物质与能量的社会交换、因而人的社会性不发达的地方,农民事实上只能是土地的附属物。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做买卖的活动余地、条件与本事,没有投身于竞争的物质、精神准备,农民离开土地怎么生活?利润率的概念对他们有何意义?依附于土地,或者说依附于自然界的“自然人”,在与自然结为一体时也就与他人结为一体了。他们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那原始的宗法血缘关系的自然脐带以及由此复制出来的种种关系,也就是不能脱离宗法共同体,而在存在着剩余产品并且无法以交换而只能以“命令”方式流动的条件下,共同体便异化为他们的对立面,使他们通过共同体而依附于“天然首长”,由此产生种种不公平的制度——这就是人身依附制度,这就是封建主义。

在农民的理想中,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应该意味着保护而不是束缚,由这种关系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应该只有宗法式的温情而没有严酷的父权,只有田园诗式的和谐而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在这种共同体中的自然经济应该只有“鲁滨逊式经济”中那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的幸福”而没有“命令经济”下的超经济榨取。如果封建社会中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没有这样的价值追求,那么仅仅靠封建主的淫威,这个社会是无法维持的。封建社会绝不仅仅是一小撮坏蛋犯下的罪行。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是经历过封建制的每个民族的每个社会成员共同背负起来的。

但是,为人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化、个体化的发展终将与这种自然人的宗法式纽带不相容。为了维护这种纽带,便需要限制乃至扼杀这种个性发展,而为限制这种发展就必然要有等级的权力,要有高高在上的“天然首长”,而只要社会生产能够提供剩余产品,“自然人”的私欲便会使“天然首长”运用这种权力把它作为攫取的对象,从而置广大共同体成员于被束缚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宗法农民作为价值追求的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他们所反对的封建主义的“坏的方面”恰恰互为因果,和谐统一。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依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以前,这是个铁的逻辑!

因此,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面前,每个想卸掉这一十字架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都要在这种两难处境中经受考脸。他们必须学会面对一个竞争的、动荡的、有风险的世界,而不能期望在打倒封建主以后重建一个田园诗式的乐园。

摧毁封建社会的,不是在盈野饿殍中死里求生,为寻求庇护而战的农民运动,而是冲破浑浑噩噩的田园诗式宗法生活脱颖而出的农民“私有者的自发势力”争取摆脱共同体束缚而自由发展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全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和脱离共同体宗法纽带的成熟个人的出现,才能谈得上由封建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变。”

是的,跳出自然经济的“温馨与孤独”,成为脱离共同体宗法纽带的成熟个人,摆脱专制臣民的身份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才能真正摆脱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不反抗!”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42 河南 蒋介石 灾荒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 历史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