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河南大饥荒：不止1942一年 天灾人祸交相迫熬

这次灾荒在1941年就初显端倪，水、旱、风、雹、虫等各种灾害汹涌而来，全省92个县市遭灾，农作物严重歉收，但由于往年人民尚有储藏，还不至于酿成大灾。从1942年起开始呈现出大荒之象，自春至秋干旱无雨，又有其它灾害交相侵袭，加上去年刚遭大灾，人民储粮告罄，因而引起特大饥荒，全省嗷嗷待哺的饥民达1000万人之多。到1943年灾情达到极致，豫西、豫北发生特大蝗灾，春夏之际豫东又两度被水，全省饥民增至3000万，两年中饿死者有200多万人。【详细】

传闻多有不实：蒋介石真的“不相信”河南有旱灾吗？

冯玉祥称蒋介石在1943年仍不愿意相信河南有灾，冯玉祥在回忆里还称蒋介石痛骂了前往重庆报灾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回忆称，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详细】

中正此次视察各省所得关于征粮之实际情形，现发现有若干在中央或地方服务之军政高级人员，尚有不脱旧时恶习，对其乡里所有之产业，不纳赋税，不缴军粮。嗣后无论任何地方，如再有假借地位势力，避纳赋税军粮者，该管之乡镇保甲长及县长，即按级申报省政府或中央主管机关，其情节重大者，准予直电中正！否则，纵容规避，放弃征收，一经查出，即以受贿论罪。……至各地区巨富粮户，如有巧避军粮、囤积粮食，以图射利居奇者，中正并经授权各战区司令长官，准其就近先行查封，电报中央主管机关，听候处分具次。【详细】

蒋介石再次强调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详细】

王芸生在1960年代曾撰写回忆里，称1943年3月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亲自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然而王芸生的回忆可信吗？【详细】

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前往河南“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据当时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派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的金汉鼎回忆，当时张继、张厉生带了5亿法币前来赈济。【详细】

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纸面上的计划无懈可击

从纸面上看，国民政府的救灾措施堪称完美。不但对灾害本身有了详尽计划，而且还出台法规保护贫民不动产（土地）在灾年不被大地主和商人低价卖走。但是这些看起来可以迅速减轻灾难的办法，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赈济工作的特点是愚蠢和没有效率。”《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次年春天前往河南，实地调查后得出如此结论，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党务机关的最下级的雇员，每天从税款之中抽取麦子约四磅。但当他回到重庆讲起这事时，政府却对此一口否认。【详细】

灾荒期间，有很多殷商富户乘机低价购买贫民土地者，为了保护灾贫农民，河南省政府曾于1942年12月制定了保护农民不动产临时办法，并通饬各县布告周知。【详细】

中央拨款：中央曾三次拨发急振款，第一次拨400万元，第二次拨1，000万元，第三次拨2，000万元。他款挪用：将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本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作急振；将1942年度中央应拨本省各县征购价款约4，000万元改发急振。豫省自筹振款500万元。【详细】

100万元凿井贷款：向农工银行贷款100万元，分发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叶县等六县实施凿井。1，000万元小型水利贷款。向行政院请拨600万元工振款。 【详细】

第一战区各部队节食救灾：驻防豫省的第一战区各部队，为响应救灾运动，全体将士每月减食两餐，以三个月为期，计每人合减军粮6市斤，从1942年12月份开始，将摊扣所得全部充振，以拯灾黎。【详细】

国民政府“弃民保军”注重军粮征收：一个“艰难的选择”

在征粮方面，国民政府却沿用了之前的刚性征收措施。由于当时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从外省调运的粮草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人口粮，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负责调查灾情的张厉生在河南直接说“河南固然遇到了灾，但是军粮既不能减，更不能免，必须完成任务。虽有灾应救，但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也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更是点破了实质。其逻辑，不外乎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灾区遇到的国民党军官对其所说的“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土地了”。 【详细】

重“政府威信”倡“贡献国家” 唯独不重要的是灾民生命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牵涉有关河南灾荒的事务上，始终是以“政府威信”为第一关注点。《大公报》因刊发披露河南灾情的报道并刊发社论而被停刊3天。河南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因为透露了具体灾情，被指责为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河南当局一心只想完成军粮任务，好向上级交差，而毫不顾惜黎民的疾苦。民间收存的种子、饲料均被搜索一空，人民饿死的更多。却报称“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磬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灾民的生命就如此变成了“国家”这面大旗上的一点点缀。 【详细】

国民政府以“国际影响”为重 河南遭灾却高调救济印度

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美国记者白修德撰写的有关河南大灾的报道。灾情的披露使在美国访问并不断发表演讲的宋美龄大为恼火。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讲演，否认中国发生饥荒，还曾要求白修德的上司即《时代》杂志主编亨利·卢斯将白修德解雇，但遭到拒绝。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中原大灾肆虐时，重庆国民政府反而忙于救济同时发生饥荒的印度。被美国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人做出一副姿态来关心一个外国所遭受的苦难，与此同时，却将本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事实严格保密。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应该对本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负相当的责任。【详细】

社会上说1942年的大旱灾一直被国人的记忆掩埋了，这应该是一种文学上的渲染。至少在灾荒史研究中，早有人关注这一次灾荒。【详细】

从现行政策的角度来说，每当发生了特大的灾害，我们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救灾运动，可是灾荒过后往往就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救灾工作的总结报告书我们都见不到。如果说我们的灾难记忆比较薄弱，那也是说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官方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详细】

老实说，在救灾问题上，蒋介石一直表现不佳，这一点我们也不用回避。以1931年江淮流域的大水灾为例。1931年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滂沱之时，身兼淮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亲莅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详细】

1942年河南民众“深明大义”的背后：国民党数十万驻军

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河南省政府曾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据时为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金汉鼎忆）而在“深明大义”的背后是政府难以言喻的压榨。【详细】

1944年河南民众“大逆不道”原因：国民党军全面溃败

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40万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1944年河南战役期间，河南省发生了大规模“民变”。它不仅仅是国民党军队在战败逃跑时四处烧杀抢夺引起民愤造成的，还是之前1942－1943年灾荒期间，河南驻军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不顾人民死活，与民众积怨太深，在河南战役中得到了总爆发。 【详细】

汤恩伯于战术方面的精深学养使汤能于几无队职经历的背景劣势下胜任旅长、师长职务。而独当一面时则显现惊人的统御天赋，成为抗战时期日军最畏惧的中国将领。汤恩伯在作战上有两大优点，一是用兵大胆而布署细致谨慎。二是知人善任，不拘派系省籍。日军在抗战时期对汤恩伯评价甚高。【详细】

1937年8月初。汤军突然出现在八达岭、南口一带，对正欲从北平地区南下作战的日军主力形成背后的威胁，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立即命令两个师团的兵力，攻击南口的汤恩伯军。南口为西北关钥，1926年刘汝明与奉军血战之处，在战略地位上非常重要，第13军在怀来、南口与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被日军突破，才不得不突围。汤恩伯指挥该军各师在华北南口与优势日军对抗，战斗极为顽强，给敌以沉重打击。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详细】

1938年1月第20军团调南阳整训，2月即调归德，成为鲁南会战之中坚。3月第20军团急开临城，参与鲁南会战，并指挥第52军。汤恩伯将军在此役中显露其战略素养，第20军团到临城之后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拍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再沿台枣公路猛烈冲杀，贯穿日军阵线4公里，第2集团军则在台儿庄正面坚拒，使日军在两面夹攻前大溃。【详细】

1940年5月，日军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一路猛冲猛杀，攻陷泌阳，准备乘势向西猛进，突然收到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十万火急电报：汤恩伯第13集团军开始南下，其精锐部队4日到达，泌阳北侧，有于当夜攻击第3师团右侧背之势……该路日军一听说汤恩伯军到来，立时着了慌。【详细】

豫中会战，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汤恩伯部野战军安全撤出中州，可谓战略性转进。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如何狼狈，其实汤部之退尚称可佳。日军检讨即称“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结论出自最嘉遮掩的日寇之口，可觇其实。【详细】

“善良”的“河南人”本相：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

河南人饿着肚子也要交税纳粮，不是因为“善”，而是被强权压迫的不得已；河南人起来反抗，也并不是因为“大逆不道”，不过是强权垮掉。这正是中国人写照，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只要一旦强权倒塌，中国人的恶就会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中的魔鬼，喷涌而出，横行于世。这既是中国长期离不开极权，也是中国人长期具有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的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中国2000多年的极权统治与中国人的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是同一实体的阴阳两面，或者说是一对一母所生的孪生怪胎，极权与卑鄙同在。【详细】

避免1942式的悲剧重演 必须打造拥有个人权利的现代公民

中国人要想祛除自己身上服从强权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自己的人格的自尊，培养的途径有二：坚定对永恒、至高无上的真理的信仰；不断追求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同时尊重个性的发展，尊重个人权利，摆脱专制的权力依附关系，跳出自然经济的“温馨与孤独”，成为脱离共同体宗法纽带的成熟独立个人，摆脱专制臣民的身份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面对专制强权敢于反抗而不是默默忍受的现代中国人，如此才能避免1942式的悲剧再次上演，才能真正摆脱这样的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详细】

专制政府的全面恐怖确实是人民不敢反抗的重要因素，但仅仅是暴力压制，恐怕尚不足以解释为何百姓就如此逆来顺受了。而政府视国民为草芥的行为却提供了反抗的理由：民众可以接受暴力下的恐怖统治是因为专制政府可以提供相应的保障，而本该提供的保障在政府视国民为草芥的行动中被瓦解了。 【详细】

人对自然界的依附

“人身依附关系还有第三层次亦即最深的层次，即人对于自然界的依附。人脱离动物状态而“人化”的过程，就是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周围自然界有别的主体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社会联系的狭隘性，人虽已部分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即“自然人”。对于农民来说，就是把自己看作土地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土地的附属物。中世纪农民“束缚于土地上”，或曰农民是“土地的奴隶”…… 【详细】

中国农民的理想

在农民的理想中，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应该意味着保护而不是束缚，由这种关系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应该只有宗法式的温情而没有严酷的父权，只有田园诗式的和谐而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在这种共同体中的自然经济应该只有“鲁滨逊式经济”中那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的幸福”而没有“命令经济”下的超经济榨取。 【详细】

专制下农民的结局

宗法农民作为价值追求的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他们所反对的封建主义的“坏的方面”恰恰互为因果，和谐统一。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依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以前，这是个铁的逻辑！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