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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被斯大林“冷落”内幕

2012年12月29日 15:27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李玉贞

蒋介石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二,是在外蒙古问题上清晰地悟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真实意图———使之脱离中国。就在德国“十月革命“酝酿的过程中,蒋介石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讨论了外蒙古问题。双方意见不一,“无结果而散”。此后蒋介石对所有人都“怒目而视”,他认为“外蒙古不能自己承认自己独立”。为此事,中国代表团“打起来”了,“吵得不可开交”,“差一点没动手”。张太雷的态度可想而知,早在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就有多篇文章认为,与其让外蒙古回归中国军阀政府,莫如将其给红色的苏俄。

与契切林谈话后,蒋介石随即向孙中山报告了有关情形,传达了所谓蒙古人“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一事。到10月25日他收到孙中山的信,语多安慰,孙称谢苏联政府派遣代表到华南等友好行为。至于外蒙古问题,孙请蒋介石向苏方说明,国民党主张的民族主义,要在“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并非“各个民族分立”。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外蒙古人免除怕”国民党的状况,因为国民党并不压迫蒙古民族,而要使其“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孙中山把苏联称为“我们的良友”,或许仅仅暂时使蒋的怒气稍减。

蒋介石依然怒不可遏,原因之三,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中表述了对孙中山的敬佩,因而受到代表团里“中国青年”的指责,这显然指张太雷对蒋介石演说持有的非议。原来蒋介石对中共旅莫共产党学员讲话时表露了敬佩孙中山之意,张认为蒋对孙“有崇拜个人之弊”。如果联系中国代表团一行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在11月25日会议上关于中国政治口号应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那场讨论,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部分采纳了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的意见等,可以理解,血气方刚的张太雷显然把苏式共产主义视为“最高”目标而不无“藐视”蒋介石之意,蒋则因张等“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受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国民党前途感到担心。

败兴而归萌生仇苏情绪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不无收获,《代表团意见书》未得彼方完全支持,因苏联不愿意国民党在临近其边境的外蒙古建军,但是国民党军政干部的培养工作毕竟已有端倪,双方决定或由国民党派遗人员到苏联学习,或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党军的建设。苏联政府决定给予国民党以物质和人员的援助。蒋介石后来当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为他日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迈出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1923年底回国后给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今佚),1924年又致函廖仲恺,向其表达对某些留俄的中共党员的不满,称他们“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的情绪,“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说这些人“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口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矣”。蒋并进一步认为,“俄党对于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言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他劝告被共产国际视为左派的廖仲恺“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兴趣也”。蒋介石相当激烈地抨击苏俄外交政策:“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在蒙占问题上,蒋介石甚至认为苏联有意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仇苏情绪的表露淋漓尽致。尽管北伐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苏联有过合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32年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出版,他依然持同样的观点:“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谨引述1922年A.A.越飞的闲惑作为结尾。是年8月越飞来华,中国知识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冯玉祥等为他没宴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对照莫斯科向他交的“底牌”和指示,他坦率地密信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说每看到中国人对他作为放弃了对华不平等国家的友好使者而充满期待的目光和友好态度,他总感到不安,总因苏俄“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践行承诺而“愧对”中国民众。越飞的“愧”内容是什么?蒋介石的仇苏或反苏中的“仇”与“反”又是什么?

最终蒋介石没有保住外蒙古,斯大林视其为苏联的屏障,帮助它在1946年取得独立。固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它既令人扼腕又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蒋介石 苏联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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