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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初红军为何损失惨重?情报泄露计划被国民党掌握

2012年11月13日 15:19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王美芝

三是原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张翼投敌叛变,供述了主力红军拟突围转移。张翼于1934年9月29日晚趁部队从驿前镇撤退时叛变投敌。据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张翼叛变投敌后详细供述:中共中央和军事委员会人事变动和军事编制、武力配备及苏区已往及近来状况;1933年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为政治代表,张云逸为军事代表,与十九路军订立协定;1934年蒋介石派大军迭次围剿,中央苏区损失极巨,中共中央遂集议讨论应对方针;周恩来操军政实权,计划作战者为第三国际所派之李德,总书记为浙江人留俄学生秦邦宪即博古;抗日先遣队以寻淮洲为军团长兼师长,乐少华为政委,以抗日为号召,企图由闽北入浙境,或沿杭江铁路进占温州海口,向浙皖边区发展,创建新苏区;红六军团由萧克统率西征,目的绕入川边,与贺龙部汇合;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已知赣南不能立足,决以持久运动防御战,以滞国民党军前进,乘虚侧击,如长汀会昌兴国宁都石城均不保,则由会昌出信丰,入南雄,绕走湘南,而入川省;中革军委认为国民党南路军所筑防御工事系一集团军所筑,并未成线,易于突破;中革军委拟留一部分红军及地方军事力量,于主力红军突围时,箝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周恩来殿后统率远征;中央军委会于9月调集湘南粤北官兵,作严格训练,为突围转移时作准备等等。


四是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和电台工作人员先后被捕叛变,泄露了主力红军拟进行突围转移的消息。从1934年2月起,共产国际在上海远东局的同志,面对中央主力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利,不断地向共产国际去信或去电阐述中央根据地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也于1934年5月15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请示:“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6月2日和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先后收到驻远东局代表赖安的书信,信中提到“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32页。)。6月16日,中共中央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来电正式批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43页。)9月17日,博古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51页。)这些电报都是通过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电台发出的。而1934年6月26日和10月5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被国民党查获。10月7日至10日间,中共在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暴露,与电台有关的人员也被捕叛变。这样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落入了敌手。盛忠亮叛变后,还不断地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的红军打了败仗,已经站不住了,要准备大撤退。”(《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28页。)被捕叛变的原上海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李一凡,也在监狱策反被捕的中共党员说:“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打了败仗,不仅打了败仗,而且想撤出江西苏区向北逃。”(《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56页。)投敌叛变的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也说:“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自夸为江西苏维埃区的伪政府,已经垮台了,红军已经溃不成军。而且我们把你们上海党中央局的电台也接收过来了。你们的通讯的密码我们也知道了。上海共产党中央局电台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被捕,他们已经觉悟过来,站在国民革命的立场了。”“现在他们正在同苏区的电台通讯,我们做了个假情报,指示他们后退的方向,让他们开进到我们布置好的阵地里面,然后加以四面包围,让他们全军覆没……”(《黄药眠口述自传》,第240页。)为此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1934年10月18日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1页。)这些都说明,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后,中共中央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被泄露。

国民党较早地获得中央主力红军有关转移的情报后,于10月初紧急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围追堵截红军的办法。据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各主要将领召开最高剿匪军事会议,刘峙、何健、徐源泉等均有参加,对今后各路军总动员剿匪策略,多所决定,限一个月内达到第三期剿匪目的”。汉口会议“决定剿匪大计”,“侧重严防朱毛彭黄等西窜”。

10月10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10月8日晨,粤方接到赣南某密探关于主力红军拟突围转移的情报后,“陈济棠除令南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余汉谋、李扬敬防犯外,特于月之8日下午3时亲到马棚岗晤见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会商防犯及进剿办法,毋使共匪侵入我军防地,互商约两小时,陈始退出,闻已商得完满办法,李宗仁原定本月八日离粤,因此中止首途云”。

10月9日至10日,蒋介石自汉口先后派出与桂粤有旧识的原司法院院长、中央委员王宠惠、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到粤和港,与余汉谋、陈济棠、李宗仁等反复会晤,传达汉口会议精神,化解宁桂粤一触即发的矛盾,并与他们磋商团结一致对外办法,至10月14日前后,已达成共识。10月1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记者昨16日上午10时往东山退思园谒见中央北路军十八军长罗卓英,叩询一切,蒙作如下谈话:兄弟此次来粤,系奉蒋委员长命令与陈李两总司令会商会剿江西共匪,……但今后所虑者,只系共匪逃窜后截击问题,盖恐其由湘南湘西窜黔入川,与川匪联络,成为一大患,是以兄弟奉蒋委员长命来粤与陈(济棠)李(宗仁)两总司令会商截击办法,余抵省后,迭次谒见陈李两总司令请商一切,两公均认为剿共为中国今日急务,刻不容缓,故主张允予派员围剿兜截,会商结果甚为完满。”

从上述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不仅较早地掌握了主力红军拟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的情报,同时从汉口会议起,到10月14日前后,蒋介石就已开始操纵策划指挥国民党军队内部反复会晤、磋商围堵办法,调整内部派系关系,协调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与非嫡系的相互配合,以达到有效地围追堵截,歼灭突围转移中的红军的目的。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国民党 红军 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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