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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担心袁世凯统一中国 曾经多次资助倒袁派

2012年06月22日 09:3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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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派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而总统袁世凯虽视日本为大患,但国力不振不得不暂取忍让,不过当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趁潍坊中国驻军调防之际以一火车军火资助青岛德军以消耗日军实力时,他暗中认可。日本也一直视袁世凯为眼中钉,担心这位实力派强人完成中国统一,于日本“大陆政策”不利,故在1913年“二次革命”和1915到1916年的帝制运动中资助倒袁派。“二次革命”失败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长章士钊流亡日本,次年5月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其友陈独秀是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的幕僚,他起草的《安庆独立之布告》指斥“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革命失败后他闲居上海,与章士钊颇有信件往来。1914年6月《甲寅杂志》登出他写给章士钊的信,历数“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惟其中“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一语让主编章士钊不以为然,谓“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但《爱国心与自觉心》不只从“情势”评判对日开战之弊,还为日本辩护,说“德人为其君所欺,弃毕相之计,结怨强俄,且欲与英吉利争海上之雄,致有今日之剧战,流血被野,哀音相闻,或并命孤城,或碎身绝域,美其名曰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而战耳。德帝之恒言曰,世界威权,天有上帝,地有凯撒。大书特书于士卒之冠曰,为皇帝为祖国而出征。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而“日本维新以来,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辱矣”,还谈到1894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藩属国朝鲜,“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贱,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俱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循此逻辑,则山东沦于日本,亦非山东之不幸。

可到了1916年1月初,他却为何宣布德国为世界新历史创造者,而英国“政党政治”乃劣败之物?《一九一六年》继续写道:“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惨痛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

“忏悔”什么,文中无交待,不得而知。但前文所说“英国政党政治之缺点”又出现在这里,以证中国不宜采用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他国鲜克臻此,吾人犹所难能。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为一种之经营。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已。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最后一句在当时人听来颇为耳熟。自1915年8月北京筹安会成立,“共和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之说就喧呶于国中。若“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那袁世凯为行专制而在1914年1月采取的第一个关键步骤——解散国会——实乃高瞻远瞩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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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还有《青年杂志》这一期的封面:它没有年份。该志1915年9月创办于上海,前四期的封面均书中华民国年号,到1916年元月,或“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正月”,新出的第五期却不见“中华民国”,连公历纪年也付之阙如,只标示“第一卷第五册正月号”。这并非排版时疏忽。查其“国内大事记”之“国体问题”,最后一句乃是:“民国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此亦国体表决后正式登极前之大节也。”

“改元”为鼎革标志。奉民国正朔者,国亡后其遗民当续用民国年号。这就像清遗民林纾在《拜菊盦诗序》中忆其民国七年冬谒崇陵时,开篇便是“宣统丙辰冬”。林纾使用宣统年号,遭到1918年《新青年》的讥讽,说他“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以此作为他反民国的铁证之一(按1912年民国与清室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例》,逊帝尊号仍存不废,则其遗民继续使用宣统年号为民国法律所允许),而《新青年》——按陈独秀1919年1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的说法——从来就站在“德先生”一边,唯民国是尊:“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资人指责,“若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可“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正月”,《青年杂志》却不书民国年号。论者或曰:此乃袁氏淫威下之权宜之策。但熟谙中国政治情形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就袁政府此前所颁《报纸条例》发表评论,说“北京以外之各报,当不致受有影响,而京中之报,能否遵行,亦不可必”,“自[辛亥]革命之后,北京宣布之法令多矣,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约报律之结果,亦不外乎此也”。京外报刊哪怕违反“改元”令,也仅有薄惩,远不至于“断头流血”,反倒是热心鼓吹帝制的报刊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因为被取缔的国民党会派出杀手,取其办报人和主笔的性命,如薛大可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报》,其报馆在1915年9月和12月两次被人投入炸弹,死伤二十多人,“主任刘竺佛氏几被殃及”,被迫关张,而主笔黄远生虽远遁美国,竟在12月25日为革命党人枪杀于住宅(革命党见他名列该报主笔,以为是帝制分子,遂下杀手,而他此前实际已与该报脱离关系)。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民四冬月,项城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曩时部中即通令各省一律遵用。上海各报以格于禁令,勉强奉行,乃以近于滑稽之手段,改民国元年为西历纪元几年,更于西历下别刊‘洪宪元年’四小字,字绝纤细,读者苟不察,几不能见,其用心良苦矣。盖若不刊‘洪宪元年’,销场只及上海一隅之地,不能普及全国,而邮局亦未能为之代递也。”此说在两方面都不甚确切。其一,上海各报并非都书“洪宪元年”,就笔者所查,至少以下数种依然只用民国年号,公然不奉“洪宪”正朔:《新中华》(“中华民国五年正月发行”)、《大中华》(“民国五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小说新报》(“中华民国五年一月出版”)、《小说时报》(“中华民国五年一月一日发行”)、《民权素》(“中华民国五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等。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日本 袁世凯 统一 中国 二次革命 资助 倒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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