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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自述:1949年解放军征我粮杀我猪打我爹

2011年12月02日 08:51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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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2期,作者:丁东,原题:《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露宿在街头,这是一桩载入史册的佳话。科学家竺可桢在当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美国合众社的报道说:“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此前,毛泽东就作了精心布置,他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陈毅将“入城守则”草案报送中央,毛泽东在来电上连批了四个“很好!”当时制定的方案是: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部队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当时正是江南梅雨季节,蒙蒙雨中,战士们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这一场面感动了广大市民。上海是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陈毅说,“我们取得了军政全胜。”

解放上海,军纪如此严明,因为此前解放南京时出过问题,有战士把总统府的大红地毯剪来当床垫,所以在入城前进行了认真的教育:总统府的地毯虽然珍贵,毕竟是缴获的公物,不是私人财产。

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如何解决给养,能否坚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善待沿途百姓,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久前从网上还看见有人拿出六十年前的借条,找民政部门寻求补偿未果。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无从核实,但程光撰写的《历史的回顾》,却记录了一段他爷爷邱时昕1949年的真实经历。

邱时昕是江西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贫苦农民,土地革命时他当过村里的土地委员。两个儿子参加了红军。如果不是因为二儿子邱会作留下了回忆录,历史可能存不下有关他的片言只语。

邱会作这样讲述父亲当时的遭遇:“我从四野下发的战报看,东路大军已经打到赣南,我家也应当有音信了。但是我听到家中的消息却很不愉快。南下经过我老家兴国县的是解放军四十八军,军直属队一个连的一个班住在我家。因为他们的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就强制性地拿了我家的谷,杀了我家养的猪。我父亲见来了这么一群‘老总’,不敢阻拦,只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老父亲随军挑着担子走了三十多里,因为思念儿子心切,又向人打听我。营教导员问清名字吃了一惊。教导员有点文化,知道我的职务,也知道兴国县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强征来当挑夫的老头说的可能是真话,于是教导员给了一块钱打发他赶紧回去。聪明的父亲立刻察觉到异常,回家再次追问,住在我家的那个连就把这件事报到了军部。军政委陈仁麒在热河时曾任我领导的东野八纵二十二师政委,对我熟悉。他一见我父亲的容貌就有了数。为了确认,又用电台询问了正在湖南作战的我,得到我的答复后,他们知道做错了事,赶紧送去了几百斤谷子和十块大洋慰问。“

邱时昕当时年纪应在六十岁左右,莫说两个儿子确实是红军,一个是烈士,一个是将军,就算没有这两个儿子,自称解放军战士的长辈也不为过。过路军队对他征了谷,杀了猪,还让他挨了打,当挑夫,挑炮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该是什么心情?

好在他执著地要求查清真相,最终得到了经济补偿和精神慰问。

别的农民会不会遇到类似的不快呢?恐怕就不好说了。光是兴国县,十万人参加红军,到1949年活下来的只有一百多,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儿子牺牲了,或者联系不上,遇到类似的麻烦又找谁去申诉呢?不就是白吃了哑巴亏吗?几担谷,一头猪,对于贫苦农民来说,就是一年的生计啊!

大军南下,气势如虹。后人为之谱写了壮丽的史诗。但底层百姓为之付出的代价,往往被历史所忽略。缺少了这一部分,历史仍然是不完整的。历史应当记录革命的辉煌,也不应忽略背后的斑驳和苦涩。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邱会作 解放军 解放战争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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