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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时有多过火?康生欲公开批判周恩来

2011年01月18日 08:00
来源:党史纵横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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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泽东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2年第8期,作者:刘明钢,原题:《顾全大局 相忍为党——周恩来面对延安整风中的过火批判》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但整风运动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特别是把周恩来当作是“经验主义”的代表则不应该肯定。面对过火的批评,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为后人树立了一座共产党人高尚道德的丰碑。

周恩来回到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一行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延安。看到那一层又一层的黄土高坡,一排又一排的窑洞;那高耸入云的宝塔山,辉映着朝阳的延河水,他的眼睛湿润了。周恩来对延安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他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被邓颖超称为婚后的“第一个家”。从醉生梦死、黑暗腐败的重庆回到艰苦卓绝、朝气蓬勃的延安,周恩来感到格外兴奋,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进步。8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他还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权威的领导人,他的这个讲话,自然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回到延安的时候,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

当时,中共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使审干运动离开了正常的轨道。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紧张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还在陕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单位、各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抢救运动”一时间“战果辉煌”。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比如子长县39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个被打成“特务”,并被组成“国民党县党部”。许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也被“抢救”,如陶铸、孔原、钱瑛等。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气氛,使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处境相当困难,而“抢救运动”的一些过火做法对整风运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冲击。周恩来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回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写了四篇五万多字的学习笔记。第三篇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第四篇则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五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的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情况。在发言中,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延安整风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毕竟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对于周恩来的检查,一些同志提出了尖锐的、过火的批评。对于这桩公案,许多关于周恩来的论著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为了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恕笔者引用一些文献资料。

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童小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1990年4期《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延安 整风运动 周恩来 康生 抢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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