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上中国真的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吗?
2010年11月26日 09:12 凤凰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早已失去的蒙古

蒋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为失去美国支持、遭苏联强索之外,也在于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实际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后又在苏联全面控制下“俄化独立”已20余年。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

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7月份,新兴的蒙古人民党的人民军领着苏俄红军进攻库伦,击败温琴,将其处决。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日。

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党,最早仅是一个有民粹色彩的激进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目标是“肃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凶恶敌人(指中国人),收回蒙古丧失的主权,巩固国家和宗教”。

当时外蒙上下都寻求各种途径,试图维护独立。上层精英中,一部分王公甚至病急乱投医,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求助;来自底层的印刷工苏赫巴托和挑夫乔巴山,则受在蒙的俄国革命者库齐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响,向苏俄和列宁求援—对方正好也在寻找在蒙代理人,双方一拍即合。

与苏俄接上头后,人民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俄驻蒙使馆举行,在苏俄代表帮助下完成组织整合,逐渐走上“布尔什维克化”道路。但他们遇到一个困惑:发布的公告文章,里边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听不懂。蒙古从来由王公喇嘛占据领导地位,民众也对之信服。因此,支持人民党的蒙古人非常少,对其同情者也是因为“肃清恶敌,收回主权”这类民族主义政策。直到1930年代之前,该党的力量相当微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于1921年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获得了蒙古政权。从那以后,蒙古逐渐沦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

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党只有党员164名,在外蒙不到70万的人口中,仍只是很弱小的组织。1924年,君主哲布尊丹巴可疑地去世(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谋害),在苏联的指使下,人民党于当年11月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一党专政,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1925年,人民党改名为“人民革命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称用“马列主义的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斗道路”。

人革党与蒙古的步调历程,完全是苏共和苏联的翻版。先展开“镇反”、“反右”,把党外的反对派、同盟者,党内的所谓“右派”清洗处决,后又展开惨烈的集体化和波及全党全国的血腥大清洗,王公贵族喇嘛学者自不必说,连党政军元老功臣高官也被屠戮一空,各种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苏赫巴托1921年即启动这一进程,因去世得早,大部分工作由乔巴山完成。乔巴山大清洗中受斯大林青睐,消灭各个“政敌”,由此崛起为蒙古的“小斯大林”。乔巴山去世后,被斯大林和乔巴山重用的泽登巴尔不久即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效法“反斯大林化运动”,在蒙古又发起“反乔巴山化运动”。

至1940年代初,蒙古基本建立苏式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已是彻底俄化的苏联藩属国。1940年第十次党代会上,蒙古正式宣布这一进程顺利完成。人革党号称“工人阶级政党”,实质上1940年工人也仅占党员的5.9%。它成功的秘诀只是“老大哥”苏联。

战前,斯大林不公开吞并蒙古,也是与沙俄一样害怕刺激日本,被德日东西夹击。1939年,日本关东军曾在蒙古与“伪满洲国”交界处,与苏蒙联军打了一场“诺门坎战役”,关东军惨败。两年后,在中国抗战最艰难之际,斯大林与日本签下《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

中共建政,中蒙两党两国互称兄弟,共尊老大哥为首,中苏两党则共同援建蒙古小弟。中苏两党交恶后,蒙古跟着与中共反目成仇,破口大骂,甚至在境内对华人大打出手。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蒙古更是直接驻扎大批苏军精锐,直接威胁北京。

几十年间,蒙古全面依附苏联的过程,也全程伴随排华: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其中中国商行就占了1440家,而俄国私营商行仅166家。但1921年建立的“人民政府”禁止偿还一切蒙古欠中国商人的债务,连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苏俄宣布旧卢布作废后,中国商家大批破产,华商所剩物资,外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至1930年代初,乌兰巴托华商从两万人锐减到两千—至1960年代中苏交恶,泽登巴尔将剩余中国人驱逐出境,并接管其财物。

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至1969年时,才又显示为“725人”。

因此,可以说二战结束后,无论任何人执掌中国政府,早已被“俄化”的蒙古之“独立”其实都是无法逆转的。

蒙古国眼中的“蒙古回归”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

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它不但让无数人痛骂“想入非非的中国人”,还经过无数次网上网下“变形传播”,让不少蒙古老百姓误以为“中国将来会吞并蒙古”,加剧了对中国的防范排斥意识。

一位常驻蒙古的中国某机构负责人,孩子在当地国际学校上学,同学都是蒙古国政要名人子弟,这位中国学生的蒙古同学很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知道的,你们中国对我们有野心。”而他们消息来源,即是这篇假新闻引发的中国网民的反应。

研究中蒙经贸关系的蒙古科学院学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这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利于在蒙古生活的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某家喜欢以煽动性新闻做封面的国际类报纸,其带有民族情绪的新闻,无论是否与蒙古有关,都经常会成为引发蒙古媒体关注并炒作的题材。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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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宇宏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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