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主席为何非李大钊或陈独秀 而是张国焘?
2010年09月21日 08:49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第三天清晨,李大钊赶着一辆骡车,载着陈独秀缓缓地驶出北京朝阳门。沿途,关卡重重,他们几次被警察和侦缉队的便衣拦住,总是李大钊出来应付。一副金丝眼镜,两抹八字须,穿一身皮袍,再加上纯正的京腔京韵,几本厚厚的账册,一望便知他是如假包换的京城商人。陈独秀的打扮也绝,纯粹土财主的形象,暗花缎面背心油光发亮,一顶毡帽扣在头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们称自己是到天津收租去的,骗过了一路上的警察,安全抵达天津,然后陈独秀乘海轮前往上海。

在路上,李大钊提议:“仲甫,在中国仅靠单枪匹马难以干成大事,我们要学俄国的样子,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好啊。我以前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Bolshevism式的政党是为全社会谋幸福的,我同意。”陈独秀表示赞同。

两人相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同时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廖廖几句话,酝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这辆骡车的对话,被历史学家形象称之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2月中旬,许德珩来找张国焘:“特立,走,我们一起去给仲甫先生找住处。”

“陈先生到上海了?”张国焘惊讶地问道。

经过他们张罗,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是柏文蔚的公馆。柏文蔚,民国初年官至安徽都督,陈独秀曾给他当过秘书长。这时,柏文蔚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去了,陈独秀正好住进柏公馆。

到上海后,陈独秀频繁约见各方人士,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商量筹建俄式政党的事宜。他说:“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才能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组建自己的政党才有力量。”这番话说服了包括张国焘在内的许多激进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

1920年5月初,张国焘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总干事之职,重返北京。第二天,他去看望李大钊,叙述了自己在上海的各种经历,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李大钊特别关心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情形以及上海方面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近况。张国焘一一作了介绍。在谈话中,张国焘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当即向李大钊提出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此后一段时间,张国焘经常和李大钊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张国焘曾用热烈的笔触追述道: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1920年,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①。

正是由于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又由于图书楼涂着红色,这里被师生们称为“红楼”。

张国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红楼里。他贪婪地阅读着社会主义的书籍,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外,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也有过一些涉猎。

中国进步青年热切地追寻着欧洲共产党的足迹,共产国际也密切地注视着东方睡狮的苏醒,希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能诞生共产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闹出了很多笑话。在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受到潮水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当他们弄清楚江亢虎的主张是“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时,只好沮丧地踢开这个冒牌货,重新寻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夏,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受命带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在莫斯科,列宁当面交给他三个任务,最重要的一个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他到中国首先找到李大钊和张国焘。

在红楼,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谈得非常融洽。随后,他们将谈话范围扩大到张国焘、邓中夏等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维经斯基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口才很好,通晓俄、英、德三国语言,可以用英文同大家直接对话。他全面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生动地描绘了新型社会主义的轮廓,令李大钊和他的学生热血沸腾。

维经斯基说:“李先生,你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你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由于维经斯基是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老成持重的李大钊含糊地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想法。”他提议维经斯基赶往上海,采访陈独秀。

“我们与陈先生素未谋面,不知他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维经斯基赶紧说。

“我给你写封信,看了信,他会接待你们的。”李大钊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

拿着这封信,维经斯基等人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晤谈。在上海,维经斯基谈得更加直白:“中国青年学习、研究西方新思潮,虽然形成了潮流,但是有两大弊端。第一,太复杂。思潮中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思想界十分混乱。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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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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