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外蒙的徐树铮为何卷入五四风潮:迷恋旧文化
2010年08月09日 10:44 同舟共进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小说的主人公“荆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个迷恋旧文化、手握重权的军阀政客徐树铮。小说是在暗指?是在求援?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作者:王彬彬(作者系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原题:《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小说的主人公“荆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个迷恋旧文化、手握重权的军阀政客徐树铮。小说是在暗指?是在求援?

“荆生”是谁

徐树铮虽是民国初期北洋军阀中皖系的骨干,但毕竟不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一类头面人物,知名度不算很高。我对此人却一直有些兴趣,首要原因,是此人与“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有些关系。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人士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也就遭致保守、顽旧势力的憎恨和反对,而林纾(琴南)则是这一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大概是“忍无可忍”,接连做了几个动作: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影射的笔法攻击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新文化人士;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以论述的语言,对新文化人士和新文化运动尽情诋毁、谩骂。

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定要说到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书》,对二人的基本观点,也总会有最低限度的介绍。这当然很是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确实是极重要的事件。但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编撰者却往往三言两语、略略提及,并不对其内容作多少介绍。而有些文学史著作,对这两篇小说干脆连提都不提。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普遍认为林纾的这两篇拙劣的文言小说,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而美国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周策纵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那本也堪称“学术名著”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对林致蔡的信和蔡复林的信,都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在摘录各自基本观点时,汉译本中都有数千字的篇幅。不仅如此,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这两篇小说,周策纵也非常重视。对《妖梦》的基本观点,介绍得很详细。至于《荆生》,周策纵则摘录原文近千字,几乎是全文引用了。坦率地说,当我初次读到这里时,始而惊讶,继而叹服。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五四运动”进行总体性研究的书。周策纵面对的问题比单纯的“五四”文学或“五四”文化研究者要多得多,他要处理的资料自然也远为庞杂多样,但却如此重视林纾这两篇文言小说,不能不让我惊讶。惊讶之余叹服,因为这两篇文言小说,比那些论说性文章,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林纾这一类保守、顽旧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是如何的切齿痛恨。读林纾这两篇小说,我们实实在在地认识到:在1919年春季,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月四日事件发生的前夕,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这当然同时让我们明白,这时期,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处境,其实是颇有些凶险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18日的《新申报》。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尤其是他的这篇《荆生》,与本文要说的徐树铮大有关系。《荆生》中首先出场的是“主人公”“荆生”:“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简”者,“锏”也,是一种兵器。林纾告诉读者:这位“荆生”文武双全。虽是“薄游”,但仍随身带着一竹箱书和一具铜锏。接着是另三人出场:“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从小说发表始,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田、金、狄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似乎未见异议。周策纵对此作了说明:“田其美是指陈独秀。根据中国古史,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二字意义相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摹仿民初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名字。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金’与‘钱’同义,而‘异’与‘同’则为相反词。‘胡’与‘狄’都可指野蛮民族。以‘莫’代‘适’是据《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或《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惠。’”(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第90、91页注释部分)田、金、狄三人坐定后,把酒纵谈,诋毁孝道、“力掊孔子”。谈兴方浓,“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俱碎。”继而“一伟丈夫”从破壁跳至三人面前,戟指怒斥。“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于是,三人“鼠窜下山”,而“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俯视,作狞笑也”。

林纾让田、金、狄三人被这“伟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伟丈夫”骂之不足,动起了手足,三个文弱书生,当然只能“屁滚尿流”。小说一发表,人们在意识到田、金、狄分别影射陈、钱、胡的同时,也意识到这“荆生”是暗指其时的皖系军阀徐树铮。“荆生”实指徐树铮,此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谈及。周策纵也认可这一说法。在《五四运动史》中,论及《荆生》、《妖梦》时,周说:“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同意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要他们干涉北大行政,尤其是隐含着徐树铮,因为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是极崇拜林纾的人。”

然而,近年却有人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厚诬了林纾,甚至强调新文化人士在“荆生”与徐树铮之间划等号,是一种“运动之术”。换言之,新文化人士其实也并不相信林纾是按照徐树铮的形象在塑造荆生,他们之所以要说“荆生”实指徐树铮,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应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中国学者陆建德则步樽本之后尘,也热衷于为林纾翻案。陆建德发表于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表达的就是与樽本照雄同样的观点。

但这样来谈论这一问题,我以为是有些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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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彬彬 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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