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战失利原因:守土有责 野战军不断被削弱
2010年07月27日 11:35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总之,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便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从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也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换言之,如国民党战史所承认:“扩展空间之作战,必须全面进攻,不但行动迟缓,且兵力形成分散,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不但不能牵制敌人 反而易于被敌人所牵制,授予敌人机动作战之好机。”《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123页。内战之初国民党军的失利,绝大多数发生于运动战中,诚非无因。

美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解放军进北京 资料图

本文摘自《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作者: 汪朝光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虽然主战派占据上风,但并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规划。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306页。

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视中共为“流寇”,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但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纵使流窜亦无喘息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告成。《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

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的作战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

蒋的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在全面内战初期的攻势中,国民党军在进据交通线、扩大占领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历经实战之后,却显出其不符合战场实情及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时连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弃,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当时各地间的现代交通线路尚未成网(只有东北是例外),同时国民党军的能力也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运动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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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朝光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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