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最早主动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是谁?
2010年06月16日 13:07 世纪风采 】 【打印共有评论0

文章摘自《世纪风采》2010年第6期 作者:王鑫

核心提示:王稼祥看到李德表面上服从黎平会议的决定,但仍然不甘心放弃他的错误战略计划,感到十分忧虑,于是找到毛泽东,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毛泽东考虑到,毕竟追随博古、李德的人还占多数,表示担心。但王稼祥很坚定,说到了遵义要开会,那时再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王稼祥欣然应允。首先,王稼祥找到了张闻天,张闻天对此建议深表赞同。于是,他又找到了聂荣臻,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接着,刘伯承、彭德怀、杨 尚昆、林彪……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最后,王稼祥又与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众所周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

初回祖国,坚持信念却陷入教条

王稼祥曾经和王明一样,是一位教条主义者。中共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这一说法是中山大学学生余笃叁为了挖苦王明及其追随者而提出的,因为王明一直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王稼祥就是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

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稼祥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思想,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去莫斯科留过学就高人一等。但是,由于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没有进行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再加上和王明是同窗兼好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并在回国后将这种影响带到了工作中去。

王稼祥自己曾说过:“我们这一批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斗争,根本谈不上同工农相结合。而在苏联读了几年书,于是乎自以为学到了马列主义,骄傲得不得了,而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所器重,这就是教条主义宗派在莫斯科形成的开始。”

1930年2月,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和工作,绕道巴黎返回祖国。王稼祥一回国,就遇上了王明与李立三的权力斗争。由于不了解国内形势,再加上书生气太重,王稼祥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并有意无意地成了王明的“同伙”。同年7月9日,王稼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正面提出意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调离中央机关,安排去香港担任党报记者。王稼祥基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服从安排去了香港,但仍然没有停止对李立三的批判,先后在《实话》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等文章,从政治路线、武装暴动等方面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客观地说,王稼祥批判李立三是正确的,但其本身的思想却也存在问题。比如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一文中,提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唯一的正确的路线”,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绝对化、神圣化,又说李立三的观点、做法“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如像托洛茨基主义一样”。这些观点与王明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就难怪有人将王稼祥归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了。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立三路线”问题。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经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这一党的历史有必要认真研究,总结教训,以促进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此外,在“立三路线”的性质问题上,王稼祥反复强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可见,当时将“立三路线”当作右倾来反,结果越反越“左”,王稼祥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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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鑫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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