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林柏生受审时因何自称“林则徐第二”
2010年06月07日 09:36 党史纵览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林柏生又呈送了一份5000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伪政权重要人物,汪精卫的心腹干将,陈璧君的干儿子,曾任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长、“中华通讯社”社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被称为汪氏集团“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大汉奸林柏生,先是仓皇逃往日本,继而被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于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判。在法庭上,林柏生百般抵赖,企图淡化自己的汉奸事实,甚至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但历史是公正的,作恶多端的林柏生最终没能逃脱正义的审判,于1946年5月被判处死刑,同年10月8日被执行枪决,在万众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1944年11月10日,汪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让岌岌可危的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则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与陈公博争夺南京政府最高领导权失败的周佛海对此愤愤难平。陈、周两人,一个以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出现,一个以国民党CC派首脑自居,相互争权,各抢要津。陈璧君的干儿子、大汉奸林柏生,就这样在陈、周两人的矛盾中、在陈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抢到了汪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林柏生别号石泉,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1920年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后,林柏生经推荐,担任当时驰骋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的秘书。1925年,林柏生在汪精卫支持下,偕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汪精卫,遂成为汪的亲信。大革命失败后,林柏生大力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的“艺文研究会”,林柏生不顾汉奸的骂名,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立即于香港成立了“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遥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响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由林柏生在报上公开发表。12月29日,林柏生以醒目的标题,在《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通电全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留下了千古罪证。

“艳电”称:“……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艳电”刊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骂声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耻,他开动了其所有的宣传工具,通过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等形式,鼓吹对日投降,为其主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不久,汪精卫在河内论功行赏,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杨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8人被封为“首义分子”,并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5万元。

1939年8月,在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作为汪精卫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傀儡政权在日本军刀下宣告成立,林又在汪的支持下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为报答汪精卫的“知遇之恩”,林一就任伪行政院宣传部长,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一手控制了沦陷区的舆论,大肆鼓吹“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强化中日和平轴心”,“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等汉奸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拼命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逐渐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支笔”,被人称为“戈培尔第二”。

林柏生自被汪精卫一手提拔为伪“宣传部”部长后,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馆”外,还在上海分设“公馆”,招来一大群无耻之徒,像冯节、叶雪松、梁秀予、范谔之类,作为替其摇旗呐喊的走狗。汪精卫病死日本后,他又如丧考妣,在南京大哭一场,并由此获得陈璧君的垂怜,替其向陈公博说情,派林到蚌埠做了伪安徽省的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4年底,林柏生辞去伪宣传部长职务,从南京伪“中央宣传部”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安徽蚌埠正式上任。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宣誓道:“今天是柏生等宣誓就职,余等誓以至诚,恪遵国父遗教,先生(指汪精卫)遗言,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以‘和平反共’为建国纲领,树立‘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宏基。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长林柏生率全体委员谨誓。”林的汉奸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就职后的当天下午,林柏生在汪伪省府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汪伪安徽省府委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省府”全体委员以及各厅、处、局长外,日方代表樱庭子郎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研究了政治与军事之强化问题。林柏生初到安徽,人生地疏,一切茫无头绪,所以拟加整治。具体在行政方面,他打算更换一批专员、县长,以从南京带来的亲信取而代之,美名曰“奠定基层”;他对军事极为重视,看出日本已是日暮途穷,认为此时只有乘机建军,掌握一批人枪实力,到临危时,即可作垂死挣扎,又可增加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于是,他在会上提出建军初步意见,不料,遭到樱庭子郎当面反驳。接着,林柏生又提出财政税收之整理,又遭樱庭拒绝。会议遂不欢而散。从此时起,林柏生已深感处处受制于“盟邦”,慨叹无法实现其“鸿鹄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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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飞(陕西) 杨丽君(安徽)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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