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底，中国北方是一个暖冬。《申报》报道说:四野天低。一轮日黯，朔风不竟，饶有望云思雪之意，而连朝欲雪不雪，似烟非烟，一片阴霾，弥漫空际。且天时奇暖，不特河道未见冰凌，即沟壑之中，冻者半，未冻者亦半，非天道自南而北，即寒暑之愆期。气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酿冬瘟。

冬瘟就是冬季传染病。清代医学术语与西医用语完全不同，当时人记载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疫气”，对应今天什么疾病，往往专家也难以解释。

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

这年12月7日傍晚，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忽觉疲不支，饭后漱洗即枕，后胃气郁勃，起于腹中，上振囟门，下窜腰际，五夜不能合目，急起静坐，始稍敛摄。终不得半晌眠也。”次日延医视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李鸿章建议他服用金鸡纳霜，张佩纶“自知病伏已久，而发之猛，非中医所能治也。且疫气方炽，停留长智，非速攻不可。午后肚热，时作谵语，困甚。”几天里，张佩纶连续服药，至10日热退病清，身体康复。他患的是疟疾吗？有点像，因为他是服用了进口的抗疟疾特效药金鸡纳霜即奎宁痊愈的。李鸿章相信西医，他建议女婿服用金鸡纳霜当不令人意外。往前追溯两个世纪，1693年，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即用金鸡纳霜治疗了康熙帝的疟疾，该药从此成为专供皇室使用的宝物，后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因患疟疾无药可治，只得向康熙帝索要金鸡纳霜。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云:“寅向臣言，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康熙朱批:“你奏的好，近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疾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纳专治疟疾，用二钱未酒调服，若轻了一些，再吃一服，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两服，可以除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这是金鸡纳霜在中国流传的早期逸事，也可看出康熙与曹家的深厚关系。

住在天津的张佩纶虽然痊愈，住在北京的工部尚书潘祖荫却在11日病死。张佩纶记载:闻都中疫气亦盛，潘伯寅师病五日而卒。子授丈亦病亟也。

几年前，我在研究潘祖荫与大克鼎专题时，就注意到潘是得急症死的。查年谱，谓其12月4日忽感寒身，热汗不止，犹勉强起身入直。6日，查验火药局归即作喘。次日喘益甚，旋请假延医生诊治，服疏散之剂。7日，热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11日上午，老朋友翁同龢赶去探望，见到擅治时疫的名医凌绂曾刚开完药方。在私下，凌绂曾告知探视者，病人已经不行了。翁同龢进入卧室，潘祖荫神志清晰，一手执住他的手说:“痰涌恐难治矣”，另一手执眼镜看药方。翁同龢注意到，病人“汗汪然也。”对于最后的抢救，翁同龢主张使用人参，另一位老友、内阁学士李文田则说，人参、附子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翁同龢争辩道:“梨汁能救命吗?”他们回到内室，看到潘祖荫出汗更多。申刻，病人痰涌，酉刻遂薨。

潘祖荫得了什么病？中医治疗，也用“疏散之剂”，假如请西医用奎宁，他是否起死回生？对此我难以断言。梨汁能润肺止咳化痰，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但对付急性传染病，恐怕都不算灵药。李鸿章说:“潘文勤五日之疾，遽谢宾客”，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即便是位极人臣的高官，得病后迅即去世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张佩纶前面提到的“子授丈”，即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翁同龢12月9日早晨“出西长安门问孙子授疾”，他发现孙“痰喘甚重”。17日丑刻，孙诒经去世。翁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

12月24日子时，前礼部右侍郎宝廷去世。宝廷儿子寿富编纂的《先考侍郎公年谱》谓:是秋，京师瘟疫盛行，公以积弱，遂遘斯厉。宝廷15日得病，18日少痊，19日复重，遂昏如重醉，23日少痊，元气已损，自知不起，交代儿辈“建树报国，戒以毋为无用之学”。他从得病到去世，前后九天。

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1890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它的病因，它的规模。只是因为若干官员的去世，才在他们友人的日记中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但是，庶民百姓的情况呢，没人知晓。

1890年在历史上是个平淡的年份，但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等晚清重臣，均在这年作古。到了岁尾，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谢世，那就是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醇王身体一直不好，早已不理政事，但翁同龢12月28日去探望他时，看到了太医和凌绂曾。脉案说，醇王“神识有时不清、谵语，小便频数，痰咯不出，手足痺痿，药用补气清痰”。凌绂曾，字初平，浙江吴兴人，擅治时疫，对霍乱、痧症、烂喉丹痧等均有心得，后来官至山东肥城、海阳知县。他的到场，与醇王感染了时疫有关吗？

醇王死于1891年1月1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