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是个封建性很强的地方实力派。他经营山西多年，在经济上有着比较雄厚的基础，近代化大企业包括重工业就有50多家；军工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不仅能造轻武器，还能制造八八野炮等重武器。政治上，他精于权术，老谋深算。我参加革命后，就在他的眼皮底下闹，对他还是有些研究的。他基本的人生哲学就是：“存在就是一切”。也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在山西这块地盘。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的事实，阎锡山很焦虑。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他深知蒋介石其人，联蒋又拒蒋；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但红军“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他又有很大的震动，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来发动民众，招兵买马，应付危机，以渡过难关。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阎锡山选中了我。

阎锡山选中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革命时期我在山西从事学生运动比较有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是被阎锡山通缉的33人之一。二是阎锡山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赵戴文、赵丕廉都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另一个亲信梁化之则是我的同学，是他们向阎锡山推荐了我。

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我们在山西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决死三纵队一部在山西运城举行集会，支援当地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照片选自《薄一波》画册）

问：阎锡山这个人封建性很强，又善于权术和心计，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太不容易了。您到山西以后，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答：我是在少奇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来到山西的。临走时，经北方局同意，我从一同出狱的草岚子监狱的战友中挑选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三人，加上周仲英，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后来又增加11人，多数为草岚子监狱时的战友。

由被阎锡山通缉的对象，一下子成了阎锡山请来的客人，如何开展工作，也是颇费琢磨。不过，这样几条我是很明确的：一、大敌当前，就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搞统一战线。我们在草岚子监狱中就读到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深知只有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二、我有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白区工作的经验，知道光做下层工作不够，要善于做上层工作。三、我参加了大革命，对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惨痛教训也深有体会。这是我全部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有了这几条，如何工作心里就有数了。我感到：首先要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偷偷摸摸不行。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我们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这条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