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以农耕为核心、靠水吃饭的华夏文明，始终面对着黄河、长江、淮河几大河流的水旱无常，让百姓免于水旱灾害，成为了贯穿中国历史的最基本公共需求。按理说来，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动员全国资源，集中指挥有关人众进行治水，才能在滔滔河水的经常性威胁之下，给予人们安全。就此而言，中国的统一就不能脱离自然的压力。【详细】
“治水社会”的强大动员能力
水旱无常的地方往往成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北等。在这些地方，水资源必须加以管理与分配，必须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这就需要动员人民，并需要强大的公共管理体制来调配水利系统。国家是否能长治久安，取决于它是否能有效地处理以水旱灾害为主的社会危机，因为农业灌溉系统的运作极大地影响到集权帝国的稳定。 【详细】
中国数千年的水利文明实际上是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结晶，都江堰就是一个集大成者。它留给我们的本来是一种宝贵的系统思想，但我们没有发展这种思想，而是热衷于对大项目的暴饮暴食。当我们越来越感到水资源的匮乏，往往首先向大型水利工程要效益。比如说，在我们的治水体系中一直缺乏法律精神与市场理念，农耕文明的特征依然明显，如不加以改进和提升，有多少水也不够用。 【详细】
中国百姓需要政府治水，但历代政权统一之后，水利重心从来都不在农业灌溉上，而在河务与漕运。明清两代专设省部级干部——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前者管黄河水系治理，后者管运河调粮，两督与封疆大吏相比油水更多，因为朝廷以这两件事为由向民间伸手，最是理直气壮。朝廷重视河漕之理由也极明晰：河患既关系到政权稳定，也威胁到了漕运，而漕运粮食是明清统治中枢每日生计之所在。所以河漕二务自然比农民浇地之类的“民生工程”要重要得多。【详细】
京杭大运河自然是中国人民创造力的奇迹，值得我们自豪。但大运河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效率最低、经济效益最差、副作用也最大的运河之一。之所以这一使用成本极高的运河航运能维持一千多年，就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个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历年来一直竭力破坏海运乃至津浦铁路运输等更高效物流模式的集团。【详细】
在《河渠志》等典籍中，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记载：当水患对中心城市或漕运通路等统治命脉的威胁趋缓时，水利工程就会被名正言顺地叫停，让统治者能将从全国汲取而来的治河财力挪作他用。于是从中国水利史中只能读出：“国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河务之要是“治河保漕”而非“治河保农”。【详细】
这种统治集团辜负民众期许，将民力供自己挥霍的体制，正是古代中国不能摆脱水旱灾害的重要原因。大思想家李贽（曾任知府，厅局级正职干部）曾叙说自家悲剧：他家乡的官府为报复某大户，借漕运之名控制所有水源，结果全邑大旱，因无水浇灌仅收获少许稗米，李贽两个女儿因稗米不能下咽相继病死。【详细】
历史上长江的水土流失及其危害
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和责怪古人。明末以来，长江流域高产旱地作物引进、人口膨胀、山地陡坡垦殖形成一个怪圈，使森林大量耗损造成水土流失的不可避免性。 【详细】
“我种我的田，跟长江发洪水有什么关系？”在江西，一位农民接受采访，当被问到是否想过在湖边种田会影响水利时，他一脸疑惑地反问。这就是被忽视的围湖造田。在人们安家落户前，这里曾是鄱阳湖的一部分，潮起潮落时，这里本应是调节湖水水位的区域。 【详细】
善治国者必治水，善为国者必先治水。水利兴则天下定，天下定则人心稳，人心稳则国运昌，国运昌则百业兴。 【详细】
“治河者利河之灾”、吃“河”自肥，靠“灾”发财，因而并不认真防灾，却热衷于从工程中“创收”，成为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大“奇葩”。如清朝和珅秉政期间，“任河帅（河道总督）者，皆出其私门。先以钜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和珅倒台后，河弊依然。因为河水越成灾，就越有由头要更多的钱，形成恶性循环。如1808、1809年上马河工，“縻费帑金至八百万”，紧接着1810、1811两年便有“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所谓“黄河决口，黄金万两”，此弊在我国河政史上可以说从未消除过。【详细】
中国自身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水利工程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公共工程，中国皇帝们最希望的也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而治水所仰赖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农民既难以自发组织，即使出现民间组织也会被官僚机构竭力打压。由此一来，整个社会便成为官僚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强而社会弱，官强而民弱，“为谁治水”只取决于主事官的一念之间。这一基本格局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路径。【详细】
九江长江大堤是在1954年特大洪水后的大坝基础上加固而成，1996年又在防护墙上加筑了防浪墙，据介绍是“万无一失”。朱总理问，倒塌的墙里有没发现钢筋？是否有用竹筋代钢筋的现象？这样的堤有多长？介绍者回答，未发现钢筋。朱总理听后眉头紧锁，他异常严肃地说，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详细】
农耕文明中国之省思
中国思想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观点。一方面，自然被看作与人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自然被看作是人类之外的异己力量。中国的先哲们综合这两种观点，发展为“天人合一”，从而提出农耕应当适度的规范。在人口还不至于给土地带来过大压力时，这些规范被很好地实行。一旦人口压力使民生成为紧迫问题，开发可耕作的自然土地就成为最便捷选择，这时社会就转到强调人应当征服自然的方向。 【详细】
中国理论上据说属于非常便于统筹全局的“治水社会”，但这样的集权体制在治水史中往往显得很没有诚意，不是一心一意为统治阶层服务，就是一心一意为自家金库服务，偶尔有个忧国忧民的领袖，做起事来也往往迷信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知自己下的指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遭遇“歪嘴和尚念错经”，变成“集中力量办错事”。因此，建立有效的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非常重要。【详细】
“治水即治国”
“像这些大的古代帝国，他们都是治水社会。他们普遍的一个自然和地理特点就是：广袤的土地需要灌溉，这种灌溉是分散的孤立的门户完成不了的。要生存，就要组织起来，就要管理人员，这势必产生一个官僚阶层——一个水的管理阶层，势必造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这就是东方大帝国的自然基础。” 【详细】
“古希腊人说，万物源于水；管子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我们的古人已经说得太清楚了。同时，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水已经到了‘上善若水’这样的一个高度，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想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眼前出现的一些大坝等东西，在水面前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详细】
“上古有鲧禹治水，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秦朝有蜀守李冰治水，深淘滩，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清人写海瑞治水，布带缓袍，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对于自然的敬畏是古人一以贯之的思想。”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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