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社会的世族
2010年12月07日 11:37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无论如何,春秋以前的情况虽然不很清楚,但到春秋初年,“政治封建”的原则显然已经延伸到社会的领域里来了。有关大夫立族的两段最重要的言论都见于春秋初年,一段是桓公二年晋师服所言∶“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xii,这里明显是把“诸侯立家”与“天子建国(封建诸侯)”相联系,但是,这种“诸侯立家”还只能说明公族的来源,而不能说明异姓之族的来源,所以,隐公8年鲁国众仲的一段话应当说是更全面地说明了世族产生的方式∶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羽父之请可能亦有为自己身后计之意,而隐公询问立族之事于众仲,似还说明即便在“亲亲”气氛较浓的鲁国,当时大夫立族也还不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隐公不甚清楚。这段话也把卿大夫的世袭与诸侯的世袭相联系,“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是说的天子封建诸侯的事,至于大夫世族的建立则有三途∶第一是以祖父(有时也有父亲)之字为族,这多用于公族;第二是以官名为族;第三是以邑名为族。这后两种情况多用于异姓之族,或由公族别出之氏。但后来用法也就混杂了,世族的命名似还是以后两种情况居多。

公族的建立首先是因为与君主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既然并非凡是公子都能立族,是否得立实际上就还得依赖于一些其他条件,例如功劳、德行、机会等等,但无论如何,公子立族自然要比异姓大夫立族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故公族在鲁、卫、郑、宋等许多国家都占有压倒的优势;异姓之立主要是靠功劳,但是,被立者也还必须本来就具有作为卿相大夫的资格,如晋之范氏、赵氏,其祖先皆有所称,是历史悠久的旧族,所以,无论公族还是非公族,血统在其建立过程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个初始的必要条件。春秋时代决不会有世系不清、来历不明的人跃居要职的。春秋时代是一个“血而优则仕”的时代,不仅世族建立之后是这样,世族建立之初就是如此。甚至在那些所谓的异姓之氏或士族中,我们也还是可以明白地寻出其高贵祖先的血统,如由陈奔齐之陈氏,由宋奔鲁之孔氏,由孟孙氏别出之阳虎,其血液中都有君侯的血统。只是这些氏族时起时伏而已。

立族也就是称氏,所以我们还须简单说一说姓氏。杜正胜认为∶古代姓氏分开,二者都是政治术语,与血缘没有必然的关系。他引《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的话,说既然同父同母的兄弟黄帝与炎帝都可以异姓,则姓最初只是治理不同土地与人民的符号。至于后来姓成为血缘的表征,连庶民也有姓,那是西周以后的新制,是周人(姬姓)通过宗法而“收族”。氏也是如此,本义与原始的姓并无差别,“氏即国也”(《孝经讳》),有国方有氏,无国即无氏。后来因封建兄弟之国,于是产生姓氏并存的局面,姓渐专指血缘,氏则成为统治贵族的象征,所以贵族男子才有氏,女子只有姓。但后来氏同样也平民化了,战国秦汉以下,以氏为姓、姓氏合一,人人都有姓氏,姓氏成了纯粹血缘的表征。

不过,在春秋时代,氏还是为贵族所专有,姓则为部落国家之标志,凡一部落之民,无论男女皆有姓,氏则只是贵族男子可以称之,“氏”意味着部落族姓内部的等级化,是区别平民的标志。开始氏均要出于君侯之赐,赐氏亦即立族,诸氏也就是诸世族。赐氏之法并有一定的规矩,大要就是众仲所说的以“字”,以“官”和以“邑”,但后来君侯权力下降,不仅大夫,士也争着立家,赐氏之法就渐渐地乱了,而氏一多也就无所谓贵,所以立之族也不可能长久,作为贵族之称的氏于是随着鼎食之家的世族一起消亡。

以上我们叙述了世族社会与封建政治的联系,说明了卿大夫的世袭是随诸侯的世袭而来,后来是前者成立的范例、初始动力和条件。至于它们各自成立的时间,则诸侯的封建主要是在周初,从武王到成康的一段时间里(见第一章第一节),后来一代代天子的亲族越来越多,而可分封的土地却越来越少,他们则只能被赐封为无土有禄的“内诸侯”,王室大夫,甚至下降为士。在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的范围内,卿大夫的纷纷受赐而立家建族大致见之于西周末至春秋早期,但在这之前,是否已经有过世族的一度、甚至几度繁荣亦未可知。春秋中叶,卿大夫家族乃至于开始建置自己的“侧室”或“贰宗”,例如鲁孟孙氏在孟献子时分出子服氏,叔孙氏在叔孙戴伯时分出叔仲氏,季孙氏亦在季悼子时分出公父氏。春秋晚期,甚至有的士也想建立自己的世族(如阳虎)。庶人工商据说也皆有“分亲”。但我们对士庶人以下的亲族情况既乏史料可征,就本书目的而言亦无关紧要。由于世袭上层社会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士、庶人、工商很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袭其业的,但即便他们不世袭其业而有大量相互之间的较为水平的流动,也不影响大夫世族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已构成为一个世袭社会,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当时社会主要的资源(权力、财富和名望)基本上都是控制在世族手中的。血统或家世是取得精英地位的首要条件。世族的建立,尤其是其发展壮大,虽然还是要有赖于个人及子孙的德行、才干和机遇,但无论个人贤否,家族血统都是上升的第一要件。有限的选举是隔离的,分别发生在大夫与士阶层的内部,可供个人选择的余地相当之少。

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居下者自我感受总是非常糟糕,总是图谋反抗或者颠覆上层,居上者毕竟还是有其先辈作为征服者或优胜者的某种才能的遗传,以及附着于传统之上的权威,且他们又深谙等级隔离,以绝觊觎之望的致治之理。一般来说,只有兼具上升之才和上升之欲,同时又处在隐约露出上升机会的时代的人们,才最易在内心生发痛苦(春秋时代的士阶层最有这种可能),而如果人对某事决无希望,则可能会把对幸福的追求转向其他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动此念,于是在现代人看来十分严重的古代不幸,却可能不曾被当时的不幸者感觉为那样严重,甚至根本不觉其不幸,而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更优先的判断权的现代原则,亦使我们对古人的生活不敢轻易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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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怀宏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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