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人“耻”观与大学生荣辱观教育
2010年12月05日 19:35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知荣明耻、好荣恶耻的士人“耻”观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遗产,传统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职业生活等是其形成的基础。传统士人“耻”观的内涵则包括将士人“知耻”作为国家治乱兴亡之本、士人阶层教化的基本宗旨和人与动物的分野标志,坚持“不仁则辱”的道义标准,将陶冶耻感作为士人教育的重点。这启迪我们应该将大学生荣辱观的培养提到国家兴衰荣辱的高度来认识,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以报国恤民、崇仁尚义、勤劳诚信作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核心内容,积极营造优良“士风”以促进社会淳厚风尚的形成。

本文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9期作者:陈延斌管向群原题为:中国传统士人“耻”观与大学生荣辱观

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丰厚的道德文化积淀令世界称羡,而知荣明耻、好荣恶耻的士人“耻”观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挖掘、继承和弘扬我国道德文化的这笔遗产,对于加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中国传统士人“耻”观形成的基础

以“知耻”或“有耻”为核心的“耻”观,在中国传统士人思想道德观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下述两个原因。

首先,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活决定了他们较之其他阶层更崇尚“耻”感。在我国,士商农工四种划分起初只是职业的区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譬如较早提出“四业”的《春秋·毂梁传》、《管子》等都是如此,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将四民一并视作国之柱石,强调四种行业的同等重要性。自从西汉文、景时期的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抑商”的建议被皇帝采纳以后,士农工商的排列才逐渐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尽管其间也有像纪晓岚、郑板桥等少数人将“士”列为“四民之末”,但整体看来历史上各个朝代,“士”基本上处于四民之首的位置。这种地位也与士人从事的职业有关,《汉书·食货志》对“士”的解释是“学士居位日士”,即以自己的知识来取得一种谋生的职位。他们是“劳心者”,入仕可以从政,建功立业;不仕可以为人师表、教化童蒙,或者“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救命活人,还可以著书立说,传承文化。士人的职业也决定了这一知识阶层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就曾谈到因士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致使其“耻”观状况尤为重要,他认为士人的“无耻”与其他阶层的“无耻”绝不可同日而语,“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日辱国”(《龚定庵全集类编·明良论二》)。这就是说,农工和肩挑背扛的人即使没有廉耻,也只是个人受辱罢了;富人即使没有廉耻,也只是自家受辱罢了;而士人没有廉耻,则会使得国家蒙受耻辱。为何如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的《两汉风俗》、《宋世风俗》等篇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例如谈到两汉风气,顾炎武说自汉孝武帝表彰六经以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而王莽篡位时不少士人变节,为其歌功颂德,致使风俗日衰、天下丧乱;而东汉光武帝有鉴于此,尊崇节义,所任用的都是“经明行修”、品行端正的士人,因而天下“风俗为之一变”。可见士人阶层荣辱观念对其他社会阶层的影响之大。

其次,传统士人的使命意识和对“道”的追求使他们更加珍重“耻”的节操。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士人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士人通过刻苦读书,成为有知识、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交换的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关注天下的统一、国家的富强、社会的治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就是士人行义达道、忧国忧民之使命意识的写照。士人崇“道”的信念和对气节的坚守,不因穷达际遇的改变而改变。孟子曾精辟地表达了士人的这种追求。他说:“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泽加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即是说,士人在穷困时不失大义,发达时也不背离大道。既然能穷困时不失大义,那么士人就能保持自己的身份、名誉;既然能发达时不背离大道,那么就不会失望于百姓。古时的士人得志时,就将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也会注意自身修养以留名声于当世。所以这种人贫贱时就洁身自好以修养品德,显达时则使天下都能这样。随着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地位以后,儒家的士人观就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知识分子阶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士人的崇高理想追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绝离不开“耻”感这道深植心中的道德堤防。因为士人的“耻”观与该阶层的节操密切相关:讲求气节,是知耻的外在表现;知耻之心,是讲求气节的内在原因。龚自珍就辩证地阐述了气节与知耻的这种关系,他说:“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龚定庵全集类编·古史钩沉论一》)在儒家思想浸润下,士人阶层整体上一直珍惜着“知耻”、“有耻”这种维护自身尊严、社会声誉的道德情感,不懈追求自律向善的道德人格,这也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二、中国传统士人“耻”观的内涵

撮其要者,中国传统士人“耻”观的内涵大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重知耻而分荣辱”:国家治乱兴亡之本。历代有识之士都将世人特别是读书人的荣辱观状况作为评价世风优劣的标准,甚至提到国家治乱兴亡的高度。管子将耻与礼、义、廉一起,视作“国之四维”,认为它们是国家盛衰安危的根本,“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孔子认为培养民众知耻的荣辱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并尤为重视“士”的耻感培养和对“道”的体认,将“行己有耻”作为最配得上“士”称呼的条件(《论语·子路》,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顾炎武发展了管子的思想,提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他认为若知识阶层的士人缺乏羞耻之心,该社会必定世风日下,“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日知录·廉耻》)龚自珍特别强调士人荣辱观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若缺乏正确的荣辱观则会导致辱没家国的后果。他说,士不知耻“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龚定庵全集类编·明良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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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延斌 管向群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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