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这个盛世完全是依靠强化君主集权制度这样传统的方式来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个人主导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并没有回答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如何转型这个近代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何等姿态面对世界。

张宏杰先生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历史学者张宏杰文字实录，采访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2006年调入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乾隆盛世是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

凤凰历史：传统政治体系下，腐败在所难免，乾隆朝即呈现出这种特点，造成这种贪污大规模风行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中国，日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贪污？

张宏杰：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范了外戚、亲贵、太监、权臣，将中国专制制度推向顶峰，但他的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并没有解决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问题--腐败。他的专制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动性，给中华民族带来永久的创伤。

十八世纪，人类社会涌动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是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理性的崇尚。伴随着这些大事，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解放，这造就了物质进步的真正基础。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发生着与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了对民众的驯化，把他们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他陶醉于为子孙后代建设万世不易之基的伟业之中，成功地为中国人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完美政治监狱，这个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动敏捷地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换句话说，乾隆皇帝的伟大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这个盛世完全是依靠强化君主集权制度这样传统的方式来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个人主导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并没有回答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如何转型这个近代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何等姿态面对世界。

中国古代腐败的根源在于体制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写乾隆腐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和当下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咱们并不是要借古讽今或者怎么样，它是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规律。乾隆时代的腐败案发生，遵循着一个数额由小到大，腐败官员的级别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最后发展成窝案、串案，牵一个出一串，挖一个起一窝，团伙犯罪，相互打掩护。腐败最后已经成为一种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但是乾隆治理腐败的措施还是个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么厉害，老虎成天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贪官，毕竟有打盹的时候，你一打盹，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所以，中国式的腐败是基于制度、体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对策，要不然单纯靠皇帝一个人的雄才大略、精明还是靠不住。当官只有把上面对付好了，下面即使没穿裤子也看不到。

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启中国两千年文化专制

凤凰历史：马戛尔尼曾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专制思维在传统中国人头脑中是如何体现的？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的这种专制思维是否有消减？

张宏杰：中国的专制主义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一直是我头脑中的一个迷惑。我的写作实际上也是一个自我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对专制主义的深入思索迫使我不得不深入到历史源头，从最初的源头，即地理环境那里开始探索中国式专制主义的来龙去脉。事实上，一开始，我头脑中的许多常识和普通读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要是没有秦始皇，中国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

但深入阅读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完全不是如此。这说明，我们头脑中的大量“常识”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大众头脑中塞着大量的错误。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前进得如此艰难的一个原因吧。

专制制度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历史和环境赋予的。事实上，专制制度毕竟还强过毫无理性的恶性竞争。比如狼群形成了按等级秩序进食的习惯，就有利于狼群的稳定与和谐。

不过人毕竟不是狼，我们现在处于的时代也不是中世纪。所以专制制度就显得很可恶了。就象和蝴蝶比起来，毛毛虫就很难看了。归根结底，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事实上，我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分阶段分层次的。就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物种就越停留在原始阶段。澳大利亚与其它大陆的分离很早，一直在孤立状态中发展，因而保留了许多原始动植物，比如鸭嘴兽和针鼹。而文明的进化也一样如此。由于地理原因，中国文明也停滞在了专制阶段。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象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所以，在1840年打开国门之后，那些西方人惊讶地发现，那个传说中的文明古国，原来竟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半野蛮的民族，保留着和非洲部落相类似的惊人落后的习惯：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恐惧……

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文明进化的不彻底与再次发育的艰难，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原因。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专制社会只能培养出没有原则和尊严的顺民

凤凰历史：中国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整个过程是向下还是向上？您认为中国人民族性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有可能重塑民族性吗？

张宏杰：国民性问题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它不应该被当成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和解释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有意无意的，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似乎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但是从严复、梁启超开始提倡的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

我只能说，从严复、鲁迅到柏杨、龙应台，他们的观察和描写精彩深入，但是他们开出的从改造文化入手的改造国民性药方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只有从改造制度入手，才能真正达到使中华民族新生的目的。正像邓小平所说，坏的制度使好人做坏事。

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曾国藩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重视实利

凤凰历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是否受到影响？战争对他是否有所触动？

张宏杰：从现在材料看，直接触动不大。从他的家书中评论鸦片战争可以看出，他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和当时大部分官僚一样。

凤凰历史：从曾国藩的成长路径看，他接受的也是传统的文化教育，与其他士大夫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曾国藩在对外上却提出了“以诚相待”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曾国藩这种“超前”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张宏杰：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同时，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者却不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所易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识短。”。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只需讲“羁縻羁糜”。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适用于中国人的信条，一定也适于外国人。他说：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这此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钱穆的话说得很中恳肯：

“（曾国藩）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也。”

清官林则徐每年接受“陋规”逾万辆

凤凰历史：晚清官场陋规很多，晚清用养廉银也未能阻止官场陋规的出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即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也无法阻挡官场陋规，在制度体系下人是否显得单薄无力？

张宏杰：“规费”更为常见的叫法是“陋规”。从这个“陋”字上，可以看出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人们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陋规”完全是贪腐的产物，并且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规费”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地方公务。因此，这笔费用不能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

陋规的产生，源于清代特殊的财政运转方式。

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有很大差异。今天的公务员福利待遇优厚。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虽然工资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有公房、公车，公款吃喝，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公款按摩。很多情况下，高级公务员们可以做到“工资基本不动”。但是在清代，即使贵为总督，国家也不配给公房、公车。他们不但不能公款吃喝，甚至出门也没有差旅补助。生活中处处需要他们自己花钱。

他的支出包括个人和家庭的开支，还有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这是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的支出项目。

作为一方诸侯，总督身边当然有一个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以今天的省长而论，身边都有办公厅、后勤处、保卫处等一大套常设机构。比如《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参事室、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列出，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设十七个内设机构：从综合一处到行政处（财务处），共有行政编制一百六十三名，这些人，都是直接给省级领导服务的。

清代总督和巡抚衙门中，也都有这样一个相当庞大的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也多达百人。不过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书长下至普通科员皆是国家干部，都由国家开支。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这项开支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作为督抚大员，每年需要频繁地给皇帝送奏折汇报工作。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路途遥远的省份花费更多。如李绂在广西巡抚任时，开列该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有：“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弛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的记录。这项支出皇帝一样不管，让督抚们自掏钱包。

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许多地方事务，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及病故人员等，虽有国家的专项拨款经费，但总是远远不够，要督抚们自行筹措。

那么，一位总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雍正年间，刘世明在福建巡抚任职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需用……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千五百金。”而直隶总督汇报，他一年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才能勉强过活。大致说来，雍正时期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两万多两不等。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约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们的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更膨胀至少三倍以上，使得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在雍正皇帝发放养廉银之前，一位总督的合法收入仅为一百五十五两的年薪。在养廉银改革之前，解决收入与支出之间这近万两至数万两的巨大差额，惟一的办法就是“陋规”。对一位总督来说，所谓“陋规”，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的“进贡”。

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说其总数达到七万四千四百两。

“陋规”又称“规礼”。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陋规的五项内容：一是节礼，下属官员在节日所送，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或者盐商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这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送的，上述的“漕规”、“盐规”、“关规”以及“钱粮平头银”即是。而所谓“礼”，则是官员们以个人身份送的。白潢所说的“节礼”就是。

“规”和“礼”在地方官场上几乎都是公开的。综上所述，“陋规”实际上和它的来源即“附加税”一样，其用途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即用于各级衙门的行政开支。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落入官员们的“私囊”。

著名清官林则徐也公开收受“陋规”。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发生重大灾荒，地方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的军粮都停征了，然而“陋规”的致送却不能停止，陕西粮道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这一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那么林这一年所得“陋规”多少呢，张集馨说，计“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

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林则徐的“陋规”都会旱涝保收。我们很难想像林则徐会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这一事例只能解释成，离开了这笔“陋规”，林则徐个人生活以及巡抚衙门的日常运转就无法继续。

因为无法在全国建立细化的有效的财政体系，皇帝们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们的道德情操过硬，准确把握这个收取陋规的“度”。一般来说，官员收多少陋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这些钱花到哪去了。如果都花到公用开支和必要的生活开支中，那么他们就不被指摘。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过得更滋润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这在康熙皇帝对近侍所说的话中表现得很清楚：“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只有过于贪婪，才会被人批评。

问题是，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陋规”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而腐败如同洪水猛兽，只要一开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间和雍正初年的陋规数目，一般都十分惊人。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抚衙门的陋规数达七万四千四百两。而据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而河南巡抚则奏报：“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相对于上面估计的雍正年间一位巡抚的实际年支出是八千到二万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默许下，官员们会超越“合理”限度多远。

所以雍正皇帝进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改革就显得无比英明。他以公开的“养廉银”来补足地方官员开支的需要。此后，总督最大的一笔固定收入是养廉银。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俸禄比前大为增加，禁革陋规在此基本上渐次展开，成效显著，吏治为之一清。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乾隆中期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

这首先是由于“养廉银”的数额远远少于“陋规”。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孙嘉淦就说，养廉不及火耗之“少半”，官员们尽表面上薪给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收入却锐减。在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而乾隆嘉庆等皇帝未能继承雍正的改革精神，拒不提高养廉银数额，导致官员们的收支又一次出现明显的不平衡。“……通货膨胀对火耗归公改革的影响不可低估。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

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

曾国藩头脑中没有任何现代法制意识

凤凰历史：太平天国兴起后，曾国藩回到长沙开设了“审案局”，但曾国藩的审案模式可谓“运动式”，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即结案，这不可避免的造成大量冤案，这种从重从快的模式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该如何评价曾国藩这样的举动？

张宏杰：这是曾国藩在特殊的紧迫形势下，和狭窄的经验资源下的产物。“治乱世用重典”。如果让曾国藩在那个时代先去建议一个法制社会再来办理这些案件显然不现实。当然，曾国藩头脑中也没有任何现代法制意识。同时，曾国藩的这个做法，也体现他身上崇尚“申韩”的一面，或者说，暴露了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

清末“万税”逼反江南贫民

凤凰历史：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勋人物，曾国藩如何看待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对于清朝可能存在的制度上的缺陷曾国藩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张宏杰：他的认识当然是官逼民反。百姓负担太重。

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动是挑战陋规问题。

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员直至办事人员的“陋规”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各地的“附加税”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钱。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交一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二千文钱就行了。但是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倍至八倍不等。当时就有人说：“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所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兴名臣”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推动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

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参照湖南、湖北的做法，开始了本省的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收地丁银一两，或收银一两二三钱至六七钱，或收钱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则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如果改收银两，则每石米收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

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银一两一钱，实收库平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姓减负一百多万两：“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江西和其他省一样，“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浑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他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只能因势利导。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

不过在整顿盐务陋规方面，曾国藩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因为盐商们通过国家授予的专利权获利极丰，所以地方官场上对盐商们的剥削也极重。几乎每个衙门都想从盐商身上捞点钱，只要没有来源的支出，最后差不多都算到盐商们头上。

与各地一样，两江地区财政的重要支柱，也是盐规。根据两淮运司王凤生的统计，道光十年，两淮盐商负担的法定税额（即两淮纲盐正课）为二十一点七万两。但这只是盐商们负担的一小部。除了正税外，他们每年要负担两江地区的养廉银、兵饷，以及“水脚”、“部饭”等办公经费三十三万两，这算是国家的正项开销。此外，还有普济、育婴、书院、义学、务本堂、孝廉堂等地方公益事业，需要他们贡献二十余万两。这些还都不是大头，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以下之书役、辛工、纸饭及“乏商月折”等项，需要他们负担八十万两之巨。为了向盐商们要钱，官员们想尽花招。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巡抚各衙门，从未有缉捕犒赏等款，而各处仍以此名义每年向盐商征收开销三、四千两。

过于巨大的“陋规”导致盐商们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经营盐业的积极性大减，从而加剧了两淮盐务的衰败。从同治三年起，曾国藩着手大力整顿两淮盐务。他替盐商们计算成本、明确了正税及各税附加税的税额，保证他们有钱可赚。曾国藩说：“收课科则必须核定以昭信守。”为此他规定：例收的每引报部正课银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外办经费银四钱，仓谷一分，河费一分，盐捕营一分，无可减免，仍照旧额征收。而团练、壩工、缉费、号项等不急之款，则一概删除。至于从盐商身上所出的招商局费银、都营赏犒银、驳船、江船、商夥、辛工、栈租等处费银以及皖岸报效银等等数目，都要固定下来，不得任意多收。滥收者一经查出或商人禀明，给以严惩。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两淮盐业的重新兴旺。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最大的价值在于“实事求是”

凤凰历史：作为体制内的改良者，曾国藩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牵绊，然而曾国藩似乎始终没有超越他的时代，那么，曾国藩的存在对于后世的改良者有何借鉴的意义？

由于环境的关系，曾国藩没有超越传统的思想资料。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是建设性的。他有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曾国藩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这种思维原理是有生命力的，也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今天能对接的接口所在。

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

他举例说，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书，大多是骗人的。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他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儿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

他怀疑《史记》中一些战例的真实性：

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

因此他告诉别人，读《史记》、《汉书》不可太拘泥当真：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

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淡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由悟出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可信：“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如是矣”。

他认为，司马迁所载尚不足凭，则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记载的战争，更是文人之见，不足为信：

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曾氏谦谨为人风格冲突，实际上，他敢于如此放言高论，实在是因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们远。

曾国藩善于从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智慧

凤凰历史：今天我们重提曾国藩更大的价值何在？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该如何利用曾国藩留下来遗产，而不仅仅是作为成功学和厚黑学的范例？

张宏杰：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满清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