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
2010年11月04日 18:04 中国史研究 】 【打印共有评论0

四、两税:宋代的两税是田亩税,各地税额一般以土地肥瘠为等差。各户的税额也以本户土地的多少肥瘠而定,与户等无关。但两税或其他杂税的支移和折变规定了“先富後贫,自近及远”,“择近便处令下户输纳”的原则[101]。如宋仁宗庆历时,“淮南、江、浙、荆湖等州军”的“夏税见钱一例科折,内第一等折纳小绫,每匹一贯六百六十文省,官绢每匹二贯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户并折纳小麦,每斗三十四文省”[102]。宋哲宗时,陕西“第一、第二等户支移三百里内,第三等、第四等户二百里内,第五等一百里内”[103],也显示了户等制的作用。另外,在灾荒年岁也往往按户等“蠲免”或“倚阁”赋税,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绍兴府、严州发生严重水灾,“诏:人户纳今年夏税,内漂坏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蠲免,第三等以上户蠲免一半;淹浸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倚阁,三等以上户倚阁一半”[104]。若是灾荒较轻,宋廷往往只蠲免或倚阁四、五等户,以至三等以下户的赋税。

五、丁税:宋朝南方普遍有人丁税,某些地区的丁税也有户等差别。宋孝宗乾道时,“绍兴府上四等每七丁共纳绢一匹,第五等每十丁共纳绢一匹”,“处州上四等户每五丁共纳绢一匹,五等户每八丁共纳绢一匹”[105]。

六、役钱:这是王安石实行免役法後新设的税目,开始曾规定下户不纳役钱。不久,又改为除开封外,各地下户基本上都纳役钱。邓绾上奏,引“司农寺法”说:“灾伤,第四等已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106]这算是对下户的“宽优”。开封的上三等细分八等纳役钱,但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改为按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如家业钱、税钱等分摊。

七、和买: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民户预先向官府借贷,蚕熟时以绢帛偿还。其後,钱币渐渐减克,以至完全取消,“不酬其直,谓之白著”[107],成了一笔新税。甚至还将部分绢帛折钱缴纳,谓之“折帛钱”。南宋时,各地和买往往注意户等的差别。宋孝宗初年,四川遂宁府“上三等户每年纳两税折变物帛并和买丝、绵、、绢及激赏绢,军兴後来,科折稍重。第四等两税止纳正色,又更全免和买。第五等户激赏绢皆免”[108]。

八、和籴:宋代的和籴是用低价强行徵购粮草,它没有像和买那样成为一项固定的新税。和籴与五等户制度关系很密切。如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九月下诏,“出内藏库绢六十万,下河北折籴军储,自三等而上户计其税一石者,籴五斗”[109]。

九、青苗: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实际上以贷款为名,徵收一笔新税。宋太宗和宋真宗时和买绢帛,预支钱币,还可能对贫民下户有某种好处,而青苗法的真正意图却在于收利息。如在河北,“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110]。青苗钱每年利息为40%——60%,後改为年利息20%,由于官吏、保正、保长们的作弊勒索,农民的实际负担肯定要高于规定的年利。

十、义仓:宋仁宗时,规定“天下新置义仓,止令上三等户输之”[111]。其後,又改为“纳税不及斗者免纳义仓”[112]。这些“纳税不及斗者”,按当时南方一些地区的亩税额估计,乃是仅有一二亩田的下户。

十一、科配:这是没有固定时间、品种和数额的临时捐税,名目繁多,据《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规定:“诸人户应科配,当职官躬亲品量,依等第均定。”可见科配原则上是按户等摊派的,故有“常岁科配,皆出富室”之语[113]。

十二、购买和租佃官田:宋仁宗时规定,“户绝田”“若见佃户无力收买,即问地邻;地邻不要,方许中等已下户全户收买,其钱限一年内送纳。如一户承买不尽,许众户共状收买”[114]。租佃官田也有类似情况,《政和令》说:“诸职田县召客户或第四等以下人户租佃,已租佃而升及第三等以上,愿依旧租佃者听”[115]。当然,租佃和购买官田,在不少场合下又是完全不依户等的。

十三、赈贷:每逢灾年荒岁,宋廷往往对下户进行赈济和借贷。舒璘说:“至四等、五等之家,在荒法,及五分便与赈济。”[116]类似的记载很多,毋需赘举。

综上所述,宋朝五等户制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了国家依靠地主作为统治的基础。这在差役方面特别突出,宋朝所以要用上三等户当差服役,充当其层政权头目和州县衙门公吏,其奥妙即在于此。第二,表现了国家“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宋朝既要维护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又害怕阶级斗争过分激化,农民群起造反,以致无法统治。因此,不论是对下户的蠲免和倚阁赋税,还是“宽优”各种赋役,以及赈贷之类,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作用。张方平说:“国家诸杂赋役每于中等已上户差科,所以惠贫弱也。”[117]“惠贫弱”的美妙词藻并不能掩饰宋政权的阶级实质。吕大钧说:“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今访闻主户之田少者往往尽卖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轻其力而臣仆之。若此则主户益耗,客户日益多。客虽多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118]这段议论反映了国家和“有力之家”某种又痛又痒的矛盾。宋廷认为“客虽多”,“终不为官府之用”,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下户,以供官府赋役,这也是它“存恤”下户的原因之一。

宋廷虽然采取若干“存恤”下户,即“惠贫弱”的措施,但在实行时,因官吏和地主的通同作弊,很难认真贯彻。如宋徽宗时,对民户实行科配,“诸县将抛降之物,往往比合用之数暗有增添,容纵公吏作弊,并不明具人户逐等逐户合著之数,晓谕民间通知,致有力者计勾行用,得以减免,而贫下者或致破产”[119]。这类事例,在租佃制社会是司空见惯的。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户等制发展到宋朝,已臻其极盛期。往後的元、明之世,户等制虽继续存在,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远不如唐,特别是宋那么重要了。本文仅对“九品差调”至两宋的户等制的产生和演变,作了初步探索和介绍,恳望得到史学界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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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曾瑜 张泽咸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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