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
2010年11月04日 18:04 中国史研究 】 【打印共有评论0

由于地主和官吏的作弊破坏,甚至连“三岁一定”的制度,也无法坚持。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诏:“自今岁已後,且三、五年间,未须定户,其中或有家资破散,检覆非虚,不可循旧差科,须量事与降。”[58]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敕又规定:“顷以人不欲扰,法贵从宽,所以比来全未定户,今已经数载,产业或成,适可因兹,平于赋税。”[59]唐德宗时的杨炎也追述说,唐玄宗“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60]。所谓因“人不欲扰”,而“以宽仁为理本”,无非是向地主们让步,听任上户和次户恣意作弊,降低户等,而将赋役转嫁于真正的下户。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破坏,到实施两税法後,本应定期审查户等。然而因官吏、地主的抵制,加之政治的长期不稳定,自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以後,长期没有调整户等。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赦说:“天下两税,贞元四年制书已[令]三年一定,委有司举旧敕商量处置。”[61]可是到了元和六年(公元811年),衡州刺史吕温奏称:“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徵税,并无等第。又二十馀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62]元稹也说,同州地区在贞元四年後,三十六年没有定户,人口流移,田亩荒废,不少人产去税存,豪富却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分[63]。

由于长期不定户等,不仅贫民下户遭殃,也严重地影响了唐廷的财政收入。自唐宪宗元和二年後,统治者不得不多次发布诏令,要求重定户等。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七月赦文说:“比来州县多不定户,贫富变易,遂成不均。前後制敕频有处分,如闻长吏不尽遵行,宜委观察使与刺史、县令商量,三年一定,必使均平,其京兆府亦宜准此。”[64]半年之後,唐穆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即位赦又说:“自今以後,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65]二月又再次下诏,重申前令[66]。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诏又说:“其诸道定户,宜委观察使、刺史必加审实,务使均平,京兆府亦宜准此。”[67]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唐敬宗赦文又说:“仍勒五年一定(两)税,如有逃亡死损,州县须随事均补。”[68]这些徒具虚文的诏令,除了反映唐廷对赋税收入的忧心之外,别无更多的意义,而唐敬宗之後,连这类徒具形式的诏敕也看不到。唐敬宗时,湖州刺史庾威曾严格实行定户,“富户业广,以资自庇,产多税薄,归于羸弱,威能尽简并包者,加籍取均,困穷者蠲减取济”。五县之内,既未私加公税,又无人民逃亡,却因富户反对,唐廷便以“扰人均税”为由,“投荒黜远”[69]。从这件因认真定户等而受罚的怪事,也足见九等户制已近于名存实亡。然而在晚唐的史籍中,我们尚能看到如“富户”、“富商高户”、“高赀户”、“上户”、“贫下户”、“下户”等名词[70],仍然保留了户等制的习惯称呼。

综上所述,唐朝的九等户制较前代完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较前代显著,而上户、次户和下户的划分,也较前代的三等九品合理。但是,随着唐朝国势的由盛转衰,由于不能经常审核户等,九等户制逐渐接近于名存实亡。

三、五代与宋的五等户

朱温亡唐後,“两税之法,咸因唐制”[71],但户等制的情况不明。後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宋、亳、颍三州水灾,范延光等建议:“大水之後,颇宜宿麦,穷民不便种子,亦望本州据民户等第,支借麦种,自十石至三石,候来年收麦,据原借数纳官。”[72]这说明自唐末大战乱後,已重新审定了户等。到後晋天福时,开始出现了五等户的记载:“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众,遂开盐禁,许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户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73]这应理解为依业已存在的五等户制摊派盐钱,而不是为了摊派盐钱,新设五等户制。可见至晚在後晋时,五等户制已经取代了唐朝的九等户制。

後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令:“课民种植,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种杂木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74]植树分为五等,自然也是依业已存在的五等户制为依据的。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十二月,“中书奏:诸道州、府、县官及军事判官,一例逐月各据逐处主户等第,依下项则例所定料钱及米麦等,取显德六年三月一日後起支。”[75]这里只提“主户等第”,说明在当时,主户已分成五等户,客户大概不分等。

北宋早期,有关五等户的记载很少,最早的一条是在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春,“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规定五等户分等植树的数目。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正月诏:“自今沿黄、汴、清、御河州县人户,除准先敕种桑枣外,每户并须创柳及随处土地所宜之木,量户力高低分[为]五等,第一等种五十株,第二等四十株,第三等三十株,第四等二十株,第五等十株。”[76]这其实是对後周显德令的一条补充规定。宋仁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十二月,“上封者言”,“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77]。这是宋仁宗刚即位时的记载,“上封者”反映的其实是宋真宗时的情况。最近发现的《天圣令·田令》卷21说:“诸每年课程桑枣树本,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78]其实也是复述後周令。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十月诏:“天下闰年造五等版薄,自今先录户产、丁,推及所更色役。”[79]这是每逢闰年造五等户籍的初次规定。自宋仁宗至宋宁宗之时,五等户的记载极多,这里毋需枚举。

这里有必要对北宋早期户等制度的歧异记载作些分析和说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二月,京西转运使程能上奏:“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尝分等,虑有不均,欲望下诸路转运司,差官定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宋太宗原则上同意,乃“诏令转运使躬亲详定,勿复差官”[80]。宋代所谓“徭役”,一般是指吏役,由上等户轮差者又名差役。据《云麓漫钞》卷12,《嘉定赤城志》卷17和《淳熙三山志》卷14的记载,在宋朝“国初”,即“建隆初”,已按五等户制分摊差役,如里正差一等户,户长差二等户,耆长差一、二等户,隶属耆长的壮丁差四、五等下户。当时尚限于北方大部分地区,南方各割据政权是否实行户等制,或分几等户,因文献无徵,情况不明。程能上奏时说“诸道州府”未按户等差役,又主张恢复唐朝的九等户制度。

程能上奏後十五年,即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三月,宋廷规定,“天下诸县”“以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81]。这与宋初规定一致。李焘为此作注说:“《食货志》云:里正、户长迄今循其制,盖指天圣末年也。”他所引的《食货志》,即是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1年)编撰的《三朝国史·食货志》。宋仁宗初既是“五等分算”,宋太宗晚期当亦相同。可知淳化五年规定的差充里正、户长的一、二等户,乃是五等户的第一、二等,而非九等户的第一、二等。程能虽然提出推行九等户制,大概并未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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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曾瑜 张泽咸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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