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法思想与腐败的滋长
2010年12月15日 22:10 广东纪检监察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明清大户人家堂屋摆设 资料图

本文作者:中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联合课题组 执笔:胡波、李德黎

人们在对腐败问题进行分析时发现:不同传统的国家或地区,其腐败的发生与表现,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也就是腐败的发生与一个社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部分,为各民族和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也正是腐败滋长的重要原因。本文将尝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法思想与腐败滋长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基础直到现在仍然在很大程度发挥着影响。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中国古人以一种渐进的形式告别原始社会的,其间没有经历象古希腊人靠商品经济活动冲断氏族血缘纽带,所以中国社会保存着较多的氏族制度的残余。韦伯在他的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写到:“氏族在西方中世纪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但在中国则完全的保存于地方管理的最小单位以及经济联合会中。并且氏族发展的程度,是世界其他各地甚至是印度,所不能企及的”<1>。需要说明的是,韦伯所说的氏族在这里主要是指家族和宗族。费正清在《中国与变革》一书中写到:“首先,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或教会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每个人的家庭是他经济资助、安全、教育、社会交往和娱乐的主要来源,祭祀甚至是个人重要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中有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决定的。中国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中心。”〈2〉而皇帝与其臣僚的作用是被看成父权在家庭和家族作用的扩大,所以在中国一个地方的行政官员被人们称为“父母官”,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模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社会秩序的基础,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促使了“特权”和“裙带”思想的产生,也促使了中国浓厚的人情文化的形成,这正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模式,促使了“特权”和“裙带”思想的滋生

家国结构相同,所异主要在于其规模:家小国大。在国的层次上,君为臣纲:在家的层次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政权与父权、夫权、族权紧密结合,形成了对社会及每个人的严密控制。然而在家庭和家族里面,集权力于一身的男性家长,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一般不会用手中的权力来侵害自己子女或亲属的利益。而在效仿家庭建构起来的国家里面,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由于和他的子民之间没有同样的血缘亲情关系,于是容易滥用权力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样的伦理体系,又使官员认为自己拥有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滥用权力,“臣”和“子”也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衡,所以做官成为了一种特有的、尊贵无比的职业,这成为“特权”“官本位”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至今这样的思想仍然残存于很多国人的思想之中,成为腐蚀干部的思想毒瘤。许多腐败分子在拥有权力以后就开始以官自居、逐渐目无法纪,例如:交通部广州海监局原局长金天宝,在在任期间曾说“局长负责制就是局长说了算”,于是拒绝党委监督,大事私自拍板。浙江龙泉市原市委书记夏广廉曾狂妄的说“党就是我,我就是党”,在这样的“特权”“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无情打压排挤公道正派的干部。

那么宗法思想又是怎样促使“裙带”思想和关系的产生的呢?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笔者阐述如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接受教育是那些没权没钱的老百姓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方式,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而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主要是由宗族组织举办的,一个官员在原来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他的宗族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大力支持,那么他在当官以后为了对这些支持给予报答,例如利用自己的权利为宗族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举办教育事业、或重用自己宗族的人……等等,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方面是为了报答,另一方面,重用自己宗族的人,还有更好的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中国人往往认为自己的人更靠得住,因为中国人在忠诚和能力不能同时得到的时候,中国人绝对选择的是对自己的忠诚。从这两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赖昌星为什么也会为他家乡捐钱修路修学校?为什么官员总要安插自己的亲属或亲信?所以,美国学者易劳逸写道:“不管怎么说,促使官吏沉溺于贪污行为的最强大的外部压力是来自他的家庭”〈3〉。

美籍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很好的解释:“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的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的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指挥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代人至多几个人的,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4〉。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在中国早期的历史里,氏族对其成员的担保可能是个人信用发展的端倪。这种氏族对其成员的担保在租税法与有关政治罪犯的法律里保留下来。但并未进一步发展。当然在拥有财产的阶层里由以家庭共同体为基础的继承者组成的营利团体。此种团体能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的家庭合股公司,退休的官吏将其或多或少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财富资于土地。其诸子为保持财产权力,以共同继承人的形式保持继承人的团体,并以此共筹资金,使家庭的某些成员得以进。为他们创造获得有利可图的官职的机会,以此再度增加共同继承者的财富,并理所当然地为其氏族成员谋取官职。于是,通过政治性的财产积聚,便发展出一个放租小农地的土地贵族阶级”〈5〉。

这样,在家族和宗族与官僚个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真实的经济关系。一个家庭以其经济力量支持一个人由文士而成为官吏。这个用家族财产培养出来的官员理所当然应该给整个家族以经济上的报答。他或者为家庭捐资,以支持家族的一切活动;或者为家族增置公共地产,增建活动场所,兴建学堂,为亲族子弟延请教师;或者把家族中人带出去做自己官府的幕房书吏、管帐先生、家院门房,为这些人谋取较好的职业。要做这些事,官僚们就要运用他手中的权力谋取钱财,为他的亲族谋取私利,社会的亲族关系就这样成为官僚腐败行为和裙带关系产生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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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波 李德黎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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