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游民与运动
2010年12月15日 20:11 南方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王学泰: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够流动起来的却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和商人。

如果有人非得问江湖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我就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的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在四通八达的道途,也在湖光飘渺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有江湖。

《水浒传》中许多地方写到了江湖,如东京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演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有白秀英到那里去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有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势卖艺;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耍枪弄棒,以博衣食。这些地方因为有了江湖人的奋斗便成为了江湖。从空间上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不是江湖,关键在他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田炳信:在古代社会,游商算不算一种游民?他们有钱,有见识,有时也会与游民有相类似的心理路程。

王学泰: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打压。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动满足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他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所以说商人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田炳信:走江湖的按照你的说法,不包括游商和游宦,那我们常说的市井细民、宗法农民算不算呢?

王学泰:那么什么是江湖人呢?其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江湖人是流动的;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评书艺人中流传着一首描写他们生活和心态的开场诗《西江月》中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方丈风涛不怕。”从这个江湖艺人自述词《西江月》的上半阕就可以看出来,江湖人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江湖艺人走了,也可能有,但是极个别的追星族。

田炳信:说到底,社会要讲一个平衡点,一旦失衡,游民增多,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大。如果警察、保安越来越多,监狱越来越多,社会就是出了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叫法不一样。我在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时,没有写到现在问题,所以我们先不说当代的游民,先说古代。古代,游民从宗法制度中出来。在宗法中,他自己不必面对社会。因为他自己犯了法,首先是家法处置。而且历代的官府的法律都是尊重家族对个体的控制,甚至有一些惩治过度的家法,官府也会理解,认同。中国古代从经济上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特征是“少、小、散”;社会组织则是宗法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宗法网络之中。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们我们称为宗法人。宗法网络对于本族人既是保护者,又是控制着;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一切有族长代表,长期被保护与控制。因此,宗法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完全的、性格是不成熟的,个性是萎缩的。特别是在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作比较的时候,更显示出不成熟性。宗法人脱离了宗法网络,我称之为“脱序人”。

田炳信: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而言,你比如部队,平时起床、睡觉、练操都极为有序,可是一旦战争开始,最有序的部队就要把最有序的社会变成最无序的社会;你再比如,罪犯在没有被捉起来以前,在社会上干的都是有序社会所不允许的无序的事,可一旦关在监狱里,就变成最有序的人了,几点起床,几点出工,都规规矩矩了。

王学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平衡点问题,政治就是寻求最大平衡点的一门学问。长期过有序生活或过无序生活都会在其个性中显现出来。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应该看到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都是反人性的。

田炳信:如果说政治是一杆秤,经济、军事就是一个大秤砣,社会就是被称的一堆物。被称的物和秤砣一旦平衡,这个就稳定,就算一定范围的公平,一旦失衡,称就不是称,砣就不是砣。

王学泰:这个问题就是跟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关系。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它是宗法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原则有所变迁。从先秦到两汉一个样,再到隋唐,宗法又变了一个样。隋唐以后宋代到现在又是一个样。但是宗法精神没有变。宗法精神就是把人按照血统,按照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然后由大家长统治。宗法网络对于个体有双重作用,既有保护作用,又有控制作用。所以说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法制度。作为一个组织制度,虽然有行政制度,但是它的行政制度是依附于宗法制度的。所以古代就是家国同构式。游民就从宗法制度中游离出来。世代全都有游民,但是宋代以前游民形不成群体。因为游民不等于流民。我把游民和流民问题分开了。流民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流动,在这个流动中宗法往往没有被破坏。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常有数万或十数万人口在“渠帅”“渠魁”带领下作大规模的流动,甚至成汉这个建在蜀中的国家,都是流民建立的。福建的一些土楼也好,客家楼也好,都是北方迁徙来的宗族聚居之所。一个宗族迁徙到这里之后还是一样的管理,只不过是换了地方而已。

游民是个体性的。这种流动就跟那种整体性的流动不太相同。整体性的流动就是,比如说我作为宗法中的一个成员,我跟着大家长走,还要听大家长的,没有自己面对社会。而游民和流民不同的是他要自己面对社会。这就使他性格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照旧萎缩下去,他是没法生存的。我为什么要研究游民问题?因为游民牵扯到文化问题。流民基本上是个社会问题。而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为什么游民是文化问题?因为游民在流动过程中思想变化了,和在宗法中人的性格不同了。他自己面对社会。性格产生变化,形成与宗法人不同思想性格。这是形成游民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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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炳信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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