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潜艇“猎杀潜航”
中国海军舰队从西太平洋演练归来,自卫队研判潜艇究竟在哪里?

张良复仇:博浪沙刺杀秦始皇

2011年06月03日 00:45
来源:读与写 作者:郭勇健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本文摘自《读与写(高中版)》2006年第3期,作者:郭勇健,原题:《张良刺秦》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张良的第一次亮相就显得光彩照人,不同凡响。

张良以一个复仇者的身份登场。张良是韩国人,张家“五世相韩”,可想而知,张良对韩国感情相当深厚。虽然父亲早逝,但张良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仍然相当幸福地渡过了童年和少年。大约在张良二十岁时,秦灭韩,国破家亡的厄运突然降临。从此张良便有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心灵充满仇恨,一心要为韩国报仇复国。当时家中还有奴仆三百人,张良完全弃之不顾,弟弟死了,也没有心思为他好好地下葬。“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召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现在张良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带着他的全部家产足有万金之资,到处寻访他的荆轲。据说曾经“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大力士。张良为大力士铸造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秦始皇二十九年,张良和这个大力士潜伏在“博浪沙”这个地方,用那只一百二十斤的铁锥投向秦始皇。遗憾的是,由于距离太远,这一锥“误中副车”。

张良刺秦皇,不如荆轲刺秦王来得有名。荆轲刺秦王,由于一再被史家与诗人所歌颂,现在已经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其实张良并不比荆轲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不论是荆轲刺秦还是张良刺秦,这件事的结果都是失败,并无差别,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和风格,而这种方式与风格是值得比较的。

第一,有意识与无意识。荆轲刺秦,本来不是自发自愿的有意识的复仇行动。荆轲这个人的特点,无非就是认死理,敢豁命,武功好,酒量大;韩信评价项羽的八个字“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荆轲身上。由于被燕太子丹的小恩小惠所收买,荆轲抱定“君子死知己”的僵化信念,心甘情愿地当了工具和炮灰。张良可不像荆轲那样,他有目标——刺秦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复韩,这起点就比荆轲的私人的报恩来得高;有计划——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精心的筹划,不像荆轲激于一时义愤,仓促成行;有步骤——散家财,寻刺客,铸铁锥,定奇策,行狙击,退江湖,这与荆轲寄希望于偶然的侥幸心理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奇”与“正”。表面看来,荆轲“提剑出燕京”,直接找上秦始皇,面对面地单挑独斗,一决生死;张良不愿以卵击石,有意避开正面冲突,隐伏野外,伺机而动,突然袭击,显得有些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有些不太光明正大,而一旦功败垂成,立即拔腿就溜,更是毫无“气概”,一点也不“英雄”。其实,荆轲用“正”,那是常人的思维,直来直去,按部就班,有进无退,往而不返,结果死得愚不可及,毫无意义,还不如一只蚂蚁;张良用“奇”,则符合老子“曲则全”的智慧,谋定而后动,功成而身退,其行事方式显然高明得多。当然,张良刺秦之举是失败了,没有“功成”,只有“身退”,但即便是“无功而返”,难道不比同样无功却白白搭上一条性命来得有意义吗?

第三,无名与有名。在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上,张良与荆轲也大不相同。正如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明知自己必死无疑,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不乏世俗的算计,即甘愿拼着一死,换来流芳百世。这也难怪,荆轲本来就没有更为崇高的目标,现在不如干脆豪赌一把:无论我刺秦成功与否,只要舍却一身臭皮囊,就算已经报答过“知己”了,至于还能博得响亮的“后世名”,那就是额外的赚头了。的确,荆轲死得可谓“轰轰烈烈”,激动人心,令人同情,正如陶渊明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然而荆轲之死,除了给后人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性和让秦王再一次庆祝成功,简直毫无价值可言。张良则有更高的目标,长远的打算,欲留有为之身,行有为之事。这就是“灭秦”和“复韩”。至于世俗的评价,后世的声名,那就不是张良所要考虑的了。所以张良决不轻生,甘于无名。不为世俗声名所累,善于安排自己的死亡,这正是古代道家所推崇的人生态度。总之,张良的人生态度和行事风格,在刺秦一幕中便已初露端倪。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张良 秦朝 秦始皇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