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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2011年06月02日 21:31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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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113页)。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对道统 失落 开始 知识分子 颂圣 行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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