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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仕途不通下的选择:退而著书作文 通其道于世

2011年05月15日 21:00
来源:中国学术 作者:于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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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书论宜理”,陆机在《文赋》中说“论精微而朗畅”,萧统在《文选序》中说“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义贵圆通,辞忌枝碎”,所有这些说法都意味着,与“蔓延杂说”的诸子不同,论乃是一种相对集中的精美的说理方式。《文心雕龙?诸子》曾这样区别两者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事实上,篇幅短小的论说文很难展开繁复的主题,无法阐述系统的思想。这种基于“研精一理”,而不“以立意为宗”,并且也难以“以立意为宗”之文,它所谓的对事理精微的辨析和条理秩然的表达,都并不是为了求得“理胜于辞”的效果。相反,严密紧凑的文章格局,短小有限的篇幅,使得优美的文字、精巧的结构、细密的条理等富有匠心的艺术安排,便于浮现出来,容易被意识到。

在这里,篇幅的长短虽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却也不是可以忽视的。因为,倘若一篇被视为文学作品的“论”,在其既有的水平、风格上继续扩展,成为极长的作品,或者由其多篇组合成书,都可能不再属于文学之列,从而进入了另一个范畴。

其次,这个以各种诗文为基础的文学范畴,虽然也有人从情思、想象的角度予以探讨,却往往以之为某种文体的个别特点或创作方法,甚至被归为题材类别。虽然事理内容不是不重要的,但那所谓“能文之本”,则显然是在文字运用的层面上。所谓文学性,或者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到的“文”的“本同”之处,那将从奏议到诗赋等各种相差极大的作品集合在一起的共同性质,也就是各种不同文体间内在的共通之处,在相当程度上被视同为文字的修辞性,具体地说,是强调作品在遣辞、造句上的技术性和艺术性,诸如对偶、用典、声律等这些根植于汉语言文字的修辞手段的运用。就其之所以不选史书而独取其中的赞论序述一类短文,萧统在《文选序》中特予说明曰:“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在萧统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就其来源而言是非文学的,但是,其富于文采的精心撰作,使其获得了充分的文学性。

长期以来,对别人文辞或文字能力的赞美,成为肯定其文章成就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表示。尽管王充一再重申,写作不应当专事调文饰辞,但是谈到一些文章之为人喜闻乐见,他还是要落实在文辞之美上。《论衡?书解》曰:“为丽美之文于笔札。”他在《论衡?案书》中称赞班固、傅毅等人,“赋颂记奏,文辞斐炳”。在《佚文》中又提到“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的“繁文丽辞”。正因为人们把文字表达的艺术视为首要的、基础的标准,所以,即使章奏书记一类的实用性文章,因作者运用才思,使其辞采美丽可观,也自然就可以进入文学之列。“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在罗列包括“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等各种文体及其特点之后,萧统《文选序》总括性的这两句,其中所传达的那一片感性之美,可以说,主要便是基于文字的修饰性。

要之,从东汉中后期开始,文人文学不仅确立了其以书面文学为主流的格局,而且,以富于修饰性的文字、富于匠心的精巧结构撰作成的短篇诗文,也从此上升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学的重心,并奠定了中国传统中固有文学观念的重要基石。

四、擅于艺术性地使用文字的“文人”由士中脱胎出来

既然文学的范域被认为主要是基于文字艺术,因此,倘若从较为狭义的文学角度来理解,则不妨视“文人”为善于艺术性地使用文字的人,同时,他们还必然以较多的精力投入于此。

文章写作倘若不只是作为闲散的游戏和消遣,是需要花费专门的精力、心血、时间而刻苦经营的。《论衡?书解》中的一些话,颇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般观点。“著作者,思虑闲也。”“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著作?”“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槃解;辅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说到底,“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这不仅是指文章写作是与行政管理不同的活动,而文人常常不一定具备后者所要求的实际才干,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承认了,文学活动在需要专门的才能和技巧的同时,还需要相对集中的注意力和有充分保障的自由时间。

事实上,汉代著名的文人往往以十分艰执的努力,倾注心血于文学创作。《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作《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桓谭《新论?祛蔽》记载扬雄写作《甘泉赋》,由于他用思过于精苦,以至赋成而患病一年。据《后汉书?张衡传》,张衡作《二京赋》,谢绝辟举为官,也是长期专心致志于此,“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他们的努力除了表明其对文学之事的珍重,还意味着写作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

求仕从政无疑是士人社会实践活动的重心,但在认识了专制集权政治的严酷和士人政治力量的有限之后,他们在对自己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加以调剂,以保持足够的身心平衡的同时,又试图寻求新的生活拓展和补充。以对政治现实的态度和与之的关系距离为衡准,士人的生活被大致划分为出进与处退这样两大领域,并各以儒道为其理论象征。在“独尊儒术”并以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汉代社会里,道家思想事实上就逐渐被调整为更关个体闲逸生活的理论。

这种与道家的人生理论相互动的、寻求新的生活满足的倾向,东汉中后期以来变得明显起来。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持续恶化,同时,重师传、重章句的经术学风,因其迂腐、鄙固而为士人们越来越厌烦,儒学意识形态原先所曾拥有的社会规范性和凝聚力,也因其日趋衰落而逐步瓦解。换言之,经明行修的士大夫价值标准不再是绝对的了,士人们在经历价值上的溃毁和混乱的同时,也正在进行着精神上的突破和转向。随着士人数量在汉代的大量增加,特别是与士人内部的相互交流和社会交往的扩大有关,新思想、新风气在他们中间极易传播。

这一变乱时期为文学的迅速拓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喜好诗文的文人们不仅得以以较多的精力投入于创作,而且相较通脱自由的时代气氛,以及生活情趣的开发、人们对诗文爱好的普遍增加,使他们的文学才情获得了较大的发挥,也激励了他们的成长。文学的繁荣、文人的活跃,都有助于凸显这样一些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形象。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文人 写作 文学 孔子 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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