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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仕途不通下的选择:退而著书作文 通其道于世

2011年05月15日 21:00
来源:中国学术 作者:于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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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以富于修饰性的书面语写成的短篇诗文

战国有时用“文人”、“文士”来称呼文辩之士,比如《战国策?秦策一》中的“文士”,指的就是那些特别擅长运用“繁称文辞”来纵横辩说的人,也就是具有很高的口头语言技巧和能力的人。随着文字自身的发展、稳定和书写工具的越来越便利,秦汉以来,文字写成物大量增加,书写行为也变得日益平常化,文化中“书写”、“书面化”所占的比重因而越来越大。西汉前期,“文士”已开始被视为擅长书面写作的士人,《韩诗外传》卷七不仅将“文士之笔端”与“武士之锋端”并称,而且还与“辩士之舌端”相提并论。到了东汉初,王充在其著名的《论衡》中,就索性把“文人”定义为具有较强的书面写作能力的人,具体而言,就是指从能够“连句结章”,到独立运思地进行“造论著说”的人,所以他说:“孔子,周之文人也”(《论衡?佚文》),“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论衡?超奇》)。

与之相应,文学表达和传播、保存的方式也逐渐由音声趋向文字,文学开始成为主要是运用文字的一种行为;与一般的写作不同,人们常常将优美华丽的辞藻与这一种行为联系在一起。傅毅在其《舞赋》中曰:“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在强调书面写作的同时,又显现出向藻采趋进的纯文学潜势。与傅毅同时的王充引述当时社会的一般观点曰:“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了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论衡?自纪》)。这其实只是对范围庞杂的文字作品的浮泛看法,并不特别指向文学性的诗文,但其中所显现的对语言的修饰性的重视,已经十分清楚。所以谈到“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的司马相如、扬雄一类汉赋作家,王充对其作品“文丽而务巨”、“文如锦绣”的特点,就格外予以强调(《论衡?定贤》)。换言之,文学开始明显地向“文字”和“文采”的意义上归结,文学被集中地看作是,一种富有技巧地使用了修饰性文字的作品或写作行为。

在文学形态和观念日益显化的过程中,汉赋,特别是宏衍巨丽的汉大赋,无疑对之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在中国古代文体中,汉大赋突出体现并利用了汉字的视觉效果,当赋中极力推类铺陈,同类的物象被大量排列、堆垛起来,汉文字的形声特点,自然也使得形符类聚在一起,使人单从视觉上便可获得一种“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的盛大、华美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以“不歌而颂”、“铺采摛文”为特点、为能事的文体,它与前不同地明显表现出文学脱离了音声向文字化、书面化趋进之势,并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文字修饰技巧和风气的发展。事实上,对于象形性的汉字来说,文字修饰艺术不能不以书面化为必要的前提,只有淡化并至少是暂时地脱离了音声,书面读写,也就是诉诸视觉的方式转化为文学的重要形式之后,以“文辞”、“文言”为体现的语言艺术,才有了充分发展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与口耳习诵不同的书面读写方式,使得文辞可以停留下来,被充分地推敲和斟酌;还在于,由于淡化音乐所造成的一部分艺术效果的丧失,将使人们有可能更加专注于文字,从而极大地丰富它的表现力。象骈偶对仗、使事用典等,这些根植于汉语言文字特色、同时深刻地决定了中国文学面貌的修辞手段,确是在经过了汉赋之后,为文人们自觉地追求并越来越熟练地加以运用。可以说,汉大赋不仅是文学由口头向书面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是形成书面语的修辞方式和美学效果的关键。文言,一种富有修饰性的书面语,从汉代起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写作的传统的单一语言系统。

汉代前期,人们对文学的范畴意识还是十分粗疏、原始的,“文”或者是不加区别地指由字句章节构造起来的各种书面作品,或者又在相当程度上,只是意味着某种具体的文体或作品。作为最早得到承认的文学样式,诗、赋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甚至被视同于文学,在刘向父子和班固的图书分类,即《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诗赋乃是与经、子、方术等并立的单独一类。两汉以来,随着写作活动的日益繁荣,文章体裁不仅逐渐丰富,而且几乎各自形成了其相对稳定的体制特点,有了较为纯熟的写作者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诗、赋这两种最为人熟知,同时也是最鲜明地体现着文学特质的体式,固然是文学的重心,但是作为一个类别概念,却显然缺乏将众多其它文体,特别是实用性文章,总括起来的足够的涵盖力。换言之,文体的大量增多,必然要求着一个更具概括力的集合式的文学概念。

汉末曹丕所代表的文章观念,乃是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划时代的进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在他看来,除了最能够显示文学审美特征的诗赋,文学还包括其它实用性文章体裁。换言之,诗歌、辞赋与书信、议论文、器物铭文、祭文,以及几乎完全是议论政事的朝廷奏章一起,士大夫公私生活中常常使用的这些文体,构成了当时“文学”的基本范畴。后来,陆机、刘勰等著名的文论家对文学范围的具体划定,也是由此而出发。将士大夫的政治性文章纳入文学之列,这形成了此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分类中的一个固有传统。毫无疑问,这在表明士人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意味着士人与文人的相互表里。

对于这样的与现在不同的文学意识,需要指出几点:首先,这些文体基本上都独立成篇,而且篇幅往往短小。也就是说,所谓文学概念乃是在屏去了经、史、子等专门著作的同时,以独立成文的短篇作品为立足点的。后来萧统在《文选序》中尤其明确了这一去取标准:经书固“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不宜被选入文章集子;诸子论著,“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略诸”;历史上的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言论,由于“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史籍,“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故而不选。这里强调的其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所谓“文学”作品,与“哲学”、“历史”等专门著作的门类区分,并与影响深远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大致呼应。

其中尤需注意的是子书的问题。诸子,尤其是荀子、韩非以来的战国末期和汉代各家,以相较严密的逻辑性和相对较多的篇幅,较为系统地讨论问题、论说事理,也就是萧统所谓之“以立意为宗”。然而,与对旨在建立理论主张的诸子著作的排斥同时,论说文又是被包括在文学之列的。既然诸子之被摒于文学之外,乃是由于其如萧统所谓的“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则论说文之得予文学之列,自然是被认为体现了相反的特性。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文人 写作 文学 孔子 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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