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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

2013年06月06日 10: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宏杰

梁启超痛批的国民性缺点还存在 反映现代化久而无功

凤凰历史:近代以来,梁启超、鲁迅、胡适都呼吁要改造国民性,您认为他们提出的改造方式有用吗?您如何评价国民性改造运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张宏杰: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刊杂志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导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不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殆无疑义。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们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一代代掌权者更发起多次运动,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这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成功,或者说现代化的久而无功。

毛泽东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极致

张宏杰:从梁启超到鲁迅,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某些方面似乎还有所退步。梁启超说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 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

凤凰历史:您认为中国人应该如何改造国民性以适应现代社会?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这个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在台湾社会进步过程中,一个重要启示是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利用。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摧毁传统的“除旧布新”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将传统资源转化利用的“推陈出新”过程。或者说,文化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换。

胡适是以主张全盘西化闻名的。他说,“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指毁灭中国旧有的一切。他说,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盘西化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开篇即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他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科学与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据学,就是非常科学的学术方法。中国先哲提出的“实事求是”,也是不会过时的思维原则。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来品”,它们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国这棵文化大树上。因此挽救中国的文化基础,是要以现代人的观念,来“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中国获得新生。在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氛围中,胡适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国故”,这反映出胡适思想与众不同的深度。

与胡适的思路相类似的,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一直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他们都有意识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正面部分。孙中山多次说,必须去掉中国大地上的“陈土”。不过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忠孝仁义是极为宝贵的资源,恢复这些品质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也认为中国国民性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发扬优点是改革国民性的重要切入点。他说,中华民族“爱和平,尚忠信”,“忍辱负重,明廉知耻”,“重感情”,“勤劳刻苦”等等,都是我们的“天性”,“德性”。“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格言。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宣称要“保卫中国文化”,并宣称国民党要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为已任。这一决定的背景,一是要扫除日式教育遗存的需要,二是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因此,台湾社会的发展中,并没有经过大陆“文革”式的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破坏的一环。台湾人的性格与面貌因此与大陆人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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