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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后神宗时代:君权独大之下的反复折腾到死

2012年11月13日 16:2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虞云国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15日第B05版,作者:虞云国,原题:《再说王安石变法》

前几年有一本《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把北宋灭亡那年作为坐标点,认为这年的苦果与王安石变法直接有关,有一章标题就叫“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严格说来,宋神宗去世,就标志着熙丰变法的终结。虽说历史是割不断的,但王安石变法是否要为靖康之变直接负责呢?

神宗死后,先是元祐更化,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面清算新党及其政策。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完全解决好),元祐更化则使这些问题治丝而棼。其后,哲宗亲政,对旧党以牙还牙而变本加厉。六年以后,哲宗去世,其弟赵佶即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宋徽宗。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北宋灭亡固然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又一次折腾,崇宁则是一次更大的折腾,朝政混乱越发不可收拾。而蔡京却始终拉变法为大旗,令朝野生出“多少坏事借变法之名以行之”的愤慨。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靖康之变前一年,杨时上书,把王安石与蔡京并列为蠧国害民的奸臣;南宋更有人认定,变法破坏了“祖宗家法”,这才导致了靖康之难。这种评价,有失公正。也在靖康之变前夕,有人指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祖宗法惠民,虽然未必;熙丰法惠国,还是较客观的评价;至于崇观法之不同于熙丰法,就在于征敛所得多入蔡京一伙私囊。

但毋庸讳言,变法以后,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日渐沦丧,人心风气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在王安石变法到蔡京专权之间,之所以导致国家管理层的彻底分裂,就在于两党将不同派别的政策分歧,转化为党同伐异的行为模式与政治斗争。这种积淀在传统文化中的排他性心理,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有,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有,即便宋代以后的中国政治中也未见得完全绝迹。

……

刘子健有一本书,名叫《中国转向内在》,认为熙丰变法已就有这种转向的端倪。他指出:“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从总体上说,熙丰变法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上都强化了国家行为的集中管制,把宋初至仁宗朝相对开放与宽松的社会体制又逆转了回去。谓予不信,有例为证。

在政治体制上,宋初确立的文明体制虽有局限性(例如事权分散、效率低下),但仍有其合理性(分权制衡、权力制约等),变法改革却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局限性而遏制了合理性。例如,变法中君权反而强化,元丰改制以《唐六典》为蓝本,则是退到唐代文明体制上去,不仅看不到宋代开国体制中蕴涵的合理性因素,官员素质的“劣化效应”反而进一步制度化、合法化。而保甲法的负面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专制政府奉为至宝。

在经济政策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制干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以强化官营禁榷搜刮民财为特征,打击与限制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阻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正常作用。

在思想文化上,熙宁间在京城设置巡卒,巡查人们是否对新法散布不满言论;在思想言论上,首开党同伐异的政治解决做法,以至把苏轼打入大牢(乌台诗案),对后来的文字狱与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例,仁宗朝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环境也至此为之一变。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北宋 神宗 君权 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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