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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撕裂士阶层:知识分子向权力下跪还是坚持理想

2012年11月12日 16:1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葛兆光

本文摘自:《中国思想史》,作者:葛兆光,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政治首都汴梁,正当持适用策略的一批官僚在皇帝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推行他们实用的、速见成效的新政策时,在文化中心洛阳,却聚集着一批一直相当有影响、却暂时没有权力的高级士大夫,他们坚守着一种高调的文化保守立场。他们中间除了有前任的首辅富弼(1004-1083),枢密使文彦博(1006-1097)、御史中丞吕公著(1018-1089)等人之外,还有一批拥有很多崇拜者的著名人物,当然,其中最有人望的就是司马光(1019-1086)。据文献记载,“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德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为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逍司马。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与朝”,他们仿佛一个现代所谓的“影子内阁”,隐隐约约地在士大夫中发生着持久的影响,使得很多人都期待着他们重新崛起执政,虽然这种愿望在一时并没有可能成为现实,不过这个足以与政治重心相抗衡的文化重心的存在,却着实吸引了一批学者与文人。

“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宋代的洛阳不仅是贵族世家聚集的地方,也是知识阶层集中的地方,除了一个思想史上地位很有疑问的周敦颐(1017-1073)和独在西部的张载(1020-1077)之外,北宋思想史特别是理学史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学者,如邵雍(1011-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都同时居住在这里,这些学者都与闲居在洛阳的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有相当深的关系,据后人回忆,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雅敬(邵)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对程颢程颐兄弟也相当推重,不仅自己在学问上与他们讨教商榷,就连年轻辈的学人,他们也常常介绍到程颢、程颐处求教,于是,在洛阳渐渐形成了当时学术与文化的重心,据记载,邵雍在当时的声望极高,“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气化”,而程颢和程颐也逐渐成了士大夫的楷模,“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者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比造其门”,“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十来年中,就在这个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标榜,以思想与学术为号召的知识集团,表达着当时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另一种声音。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很少出现这样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严重分离的现象。在古代中国这种政治权威、宗教权威与文化权威合一的“普遍皇权”(universul kingship)的统治下,通常,皇帝及其政府不仅象征着真理本身,而且垄断着对真理的解释权,前面曾经说到,通过一系列沟通人神天地之间的仪式,通过官僚政府有效的运作与管理,借助考试制度对士大夫集团的控制、经典文本的凸显和意识形态的传达,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总是相当成功地占有着文化权力。可是恰恰是在皇权膨胀的北宋的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这种政治与文化的重心分离现象,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又将对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研究宋史的学者都一致注意到,北宋真正深刻的变化是在庆历四年(1044)开始的。经历了八十多年的时间,政权已经巩固,社会渐渐安定,民众也开始富裕,但是潜藏的问题也开始显露,除了众多而效率极低的官员,庞大而慵懒无能的军队、西北时时出现的边患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外,承平日久而来的普遍腐化也渐渐浮现,经济状况更是日益令人忧心忡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弥漫着一种要求变革的心情,这种心情引起了士大夫中间的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始终存在,并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因此变革在当时已经是士大夫的共识,无论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在朝或不在朝,得势或失势,从庆历以来这种思潮始终存在于士大夫中,并开导着社会的舆论,最终导致了熙宁年间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激烈变法。

不过,一个与后来思想史有深刻关系的问题是,尽管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只不过是这种思潮的自然延伸,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士大夫的取向与策略却在熙宁年间发生了相当戏剧性的变化,虽然一批士大夫沿袭着庆历以来的思路,倾向于采取激烈的实用策略,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变革实验,如王安石,但是,相当多的士大夫却仿佛并不赞成这种方式,他们似乎更趋向于采取一种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的重建,借助道德理性的力量,确立知识与思想以及它的承担者在秩序中的规训意义,并进而以温和的渐进方式清理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因此在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不仅庆历革新时(1044)曾经是保守一方的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反对王安石变法,另一个儿子吕公弼也“数言宜务安静”,就连曾经是改革领袖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反对王安石,甚至曾经是改革有力支持者的张方平、富弼、韩琦,后来也普遍转向保守,同样,嘉祐二年(1057)由欧阳修拔擢和推荐而进入政坛的人中,程颢、朱光庭、张载、吕大钧、苏轼、苏辙也都同样为欧阳修提拔的王安石分道扬镳,最后就两最初非常赏识并极力推荐王安石的欧阳修,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熙宁三年(1070)被迫退出了政坛。还可以注意到的是,在这些反对者的话语中,似乎常常会出现保守的、渐进的比喻,比如富弼关于反对滥用猛药的“臂犹人大病方愈,须用粥食汤药补理”,文彦博反对矫枉过正的“朝廷行事……以静重为先,陛下厉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司马光反对另起炉灶的“治天下臂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似乎他们很不愿意快刀斩麻似地作根本的改变,特别是不希望国家在这个时候出现过分的动荡,例如熙宁初富弼为相,神宗首先问边事,却遭到富弼的迂回抵制,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在这种表面上的“有为”与“无为”中,很多政治史研究者看到的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激进策略与改良策略之间的冲突,但是思想史研究者却要追问;这背后还有更深的背景么?

这里应当还有“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张载在《答范巽之书》中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这里所谓的“道学”与“政术”,其承负者就是古代就有的“师”与“吏”,究竟是“以师为吏”,采取史书中所谓“循吏”的策略建立“王道”的秩序,还是“以吏为师”,采取史书中所谓“酷吏”的策略建立“霸道”的秩序,其实从汉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虽然说中国的“普遍皇权”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都是“王霸道杂之”,但是,实际政治运作中的任何一种偏向,都会影响文化话语权力与政治话语权力的重心倾斜。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中国政治世界中,显然是依靠着皇权的激进主义改革者占了上风,这时就产生了以下的结果:首先是皇帝以及政府权力加重,凸显了政治世界的重心,其次是使传统中一直作为制度性资源的礼学、作为仕进策略的文学之学与作为行政官员的吏治之学,占据了知识世界的重心,再次是实用性的现实思想倾向渐渐占据了思想世界的重心。这种重心的倾斜,迫使士大夫必须转入“吏”的角色而放弃“师”的尊严,掌握政治资源的皇帝、政府以及官员在控制一切,而掌握知识资源的士大夫阶层渐渐失去了它的位置,因为士大夫常常是通过以知识为“师”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常常是通过对文化的占有权来制约皇权并凸显自己的存在的,常常是以超越和理想的思想来暗示自己的姿态的,因此他们始终要大声疾呼“尊师重道”。然而,从政治权力的立场上来看,他们更希望士大夫充当“吏”的角色,让文化与知识充当解释政治合理性的资源,举一个例子,如宋神宗就对士大夫不习法令感到恼火,希望科举考试中加上法令的内容,期望“师”成为“吏”,而司马光就激烈反对这种做法,觉得这样一来,是使象征道德的“师”成了执行法律的“吏”,他说,如果士人“但日诵徒流缴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这样,当“道学”与“政术”分为两歧时,实际上“道学”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力量已经不再能够影响政治操作,而“政术”对于秩序的清理,在他们看来,也就失去了文化的支持,这意味着它也同时失去了合理性。

当这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聚集在洛阳的时候,他们拥有“道学”却远离“政术”。可是,如果他们仅仅是一个心怀不满的知识集团,仅仅是一批赋闲官僚的风骚和议论,倒也罢,偏偏在这个时代,他们又正依靠着相当大的社会资源,并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由于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文化传播日益迅速,书院与州县学的设立与合流,使知识传播渐渐及于民众,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可以很方便的得到过去很难得到的书籍,就连妇女、牧童、樵夫都可以阅读经典,引用古人言语,于是,士大夫们通过对经典的解释、道德的确认和政治的评论,特别是通过私人的讲学、收徒以及普遍的交游,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拥戴,并大约在庆历(1041-1048)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以道德、知识与思想互相认同的阶层;其次,这个阶层恰恰处在相对较为自由与宽松的言论环境中,北宋时的讲学、讨论、书信来往以及撰写著述,常常以当下的政治与社会为背景,宋真宗时代皇权曾经通过“异论相搅”来抵消士大夫的力量,增强政治的控制,但是这种策略却无意中激活了自由议论的风气,如太学中的何群“嗜古学,喜激扬论议”,因为意见不能得到官方的认同,就愤然焚掉自己的文章以示抗议,这种行为居然没有被禁止,反而成了布衣士大夫的仿效对象,称其为“白衣御史”,而开封府的范钺等考进士,在试卷中“直诋时病,无所回忌”,即使被排斥在下等也无所谓,于是造成程颢所说的“人持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的局面,这种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却无意中导致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形成了一种言论的空间,也支持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再次,当北宋士大夫在各地重新建构新的家族社会时,在国家管理与私人生活之间,就多了后来我们称之为“乡绅”的一层,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由仕进人政府获得权力,又依靠仕进的权力成为家族的领袖,权力与财富在他们身上常常互相实现,这使他们成了自汉魏士族以来,又一个介于皇权与个人之间的阶层,北宋时代引人瞩目的族塾义学的兴盛、家族祠堂的设立、家族义田的出现,以及各种家训、家规、族规的制定,表明这种士绅阶层已经不容忽视,他们并不愿意政府权力膨胀到直接干预私人生活的地步,也不愿意如何结构性的变化影响他们控制的社会资源,对于激烈的改革策略,他们并不赞成。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洛阳那一批象征若边缘立场与理想主义的士大夫领袖与思想导师的社会资源,而拥有这种社会资源的洛阳士大夫,又是在以知识与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试图以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士人 权力 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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