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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朝的士风:士人奋发昂扬又政见不同

2012年11月12日 15:00
来源:船山学刊 作者:刘兴亮

本文摘自:《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作者:刘兴亮,原题:《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引言

有关北宋士风转变的问题,过去史学界多有论述,大抵认为士风从宋初开始逐渐经历了一个由低迷、保守向高昂转变并最终回落的弧型发展过程,而仁宗朝所处的北宋中期则是这一弧线的峰顶所在。也就是说,仁宗时期北宋士风一扫以往之乱局,逐渐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暗合于理想儒家精神的新局面。因此就有学者认为这一局面的出现,正是仁宗朝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士风建设的结果。笔者看来,对于上述士风发展理路的描述,自或无可怀疑。但是如将中期士风的转变原因单纯与范、欧等文坛领袖人物挂钩,则似乎欠妥。

纵观仁宗朝历史,范仲淹、欧阳修等古文运动的骨干,利用自身影响力倡导士气,革新文风,的确对当时士风的转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拿今天群体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于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领路人”。也就是说,风气的形成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以及统治集团的群体表现。而仁宗一朝,范仲淹及其同道,实际上并没有长期占据朝政的核心,尤其是“庆历党争”发生后,范氏及其追随者大都被外放,完全脱离了朝政的中心,后虽有起伏但终无大用。因此简单认定范仲淹及其庆历党人,在仁宗朝推动了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或许是有所夸大的。

笔者以为,庆历党人之外的士大夫,固然无庆历党人逞才使气、慷慨激昂的名士风流,也绝少范、欧一派才赡学博、功名成就的显赫声名,但他们人数众多,亦不乏权要,且多科场出身。此辈淳孝仁厚、明哲保身的道德操守,自甘淡泊、平和隐忍的处世方式,发而为政则同样呈现出一种为国尽忠、誓报君王的政治情怀。他们的行为对士风转变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拟据史料,以任职中书门下、枢密院的士大夫即所谓“二府”士人,及备位三司士大夫为个案,对此问题加以关注,以期有所发覆。

天圣年间(1023-1032)

天圣时期,朝政尚由刘太后主掌,刘太后先后以冯拯、王钦若、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吕夷简等为相,在内政外交上颇多变革,革除了真宗后期所生的诸种乱象,朝政为之一新。而就此时所历宰相来看,除冯拯在任时间短促,王钦若号为奸邪,其他人的品质则不乏为后世所赞誉者。如王曾居相位七年,史言其“方严持重,每禁见,言厉害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又如张士逊,其本传言其奉公守法、厉行忠义。张知白,史家则谓“在相位,慎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更有当时任职御史的王嘉评价其“守道徇公,当官不挠,可谓正矣”。而就是被后世目为奸邪的吕夷简所做也非尽如人言。吕夷简天圣年间身居中枢,为政干练。在此期间,他成功化解了有碍政局稳定的仁宗生母问题。同时,一手安排了对小皇帝的教育,间接铸就了仁宗为政品质,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吕夷简之功劳。

而这一时期所任参政先后有鲁宗道、陈尧佐、薛奎、王曙等人。鲁宗道为人自不必说,终于宋世,其忠直都足以与包拯齐名,正是因其耿介敢言,故被同僚赘以“鱼头参政”之雅号。陈尧佐任参政期间则敢于公然法办吕夷简的亲属,丝毫不为权势所沮,使权臣贵戚为之侧目。其余如薛奎、王曙。薛奎久以严整闻名,人送外号“薛出油”。欧阳修言其诗文,即以“直而有气,如其为人”誉之,王曙则“辨奸断狱,为时良吏”。此外,天圣间担任枢密使的曹利用、张耆、钱惟演。担任枢密副使的晏殊、夏竦、姜尊、赵稹、范雍。权三司使的王博文、胡则、寇瑊等人。除钱惟演为人奸邪,不为时人所重,张耆长于军旅,此处不做统计,其余诸人之德行则多有可取处。

如曹利用,史传所论虽有贬损,但客观的说,他在天圣年间任职枢密院,“务革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这些都是应予称道的。又如,此时的晏殊在枢密副使任上,屡次忤权要之旨,“荐拔人才,乐善不倦。”还有如夏竦,早在真宗时就以文学才华而名世。丁谓柄政期间,夏竦多次作诗对其讥讽,天圣间任职地方还曾勒令巫觋一千九百余家还农,毁其淫祠,劝课农桑;枢密任上则不附权相吕夷简,全然不似《宋史》著者所谓“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者。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其所作《宋论》一书中即言:“夏竦之恶,莫大于重诬石介,而介之始进而被黜,以争录五代之后,……矜气以争,黜之亦非已甚。”其余诸人,如姜遵长於吏事,其为治尚严猛,铁面无私,刑罚严,时人称其为“姜擦子”。范雍“为治尚恕”、“颇知人、喜荐士”亦颇得众心。赵稹,史言其“诚质宽厚。”而王博文、胡则、寇瑊等天圣间亦多有善政,评价颇高。

明道至康定年间(1032-1041)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亡故,仁宗开始真正掌权。他先后罢免了吕夷简、张耆、晏殊、陈尧佐等人的职位。以张士逊、薛奎、李迪为宰相,王随为参知政事,李谘为枢密副使、王德运为签书枢密院事、蔡齐为权三司使。朝廷面貌看似焕然一新。但只数月,吕夷简即告复相,且随着郭皇后被废,群臣争论不休,逐渐形成了两派势力。一方大致以吕夷简为首。而另一方则以范仲淹、孔道辅等为代表。范仲淹等人认为吕夷简为政奸险,不宜为相,并划定吕夷简亲党若干人,进行攻击。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从后世评价及历史事实来看,那些被目为吕夷简亲党者,如高若讷、宋绶、张方平、章得像、梁适等人,形象实非尽皆糟糕。

如宋绶,史誉其“性孝谨清介,言动有常。……朝廷大议论,多绶所财定。”至于梁适为政,则“明于法令,临事果敢,辞气不变,所下教条严而难。”又如章得像,虽颇保守,但范仲淹仍称其实为“同心忧国”者。欧阳修亦赞其“为相务以厚重,镇止浮竞,时人称其徳量”。还有如高若讷不苟同权要,“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后世所谓其投机依附之评语,实多源于庆历党人之口。再者,考虑到其非久居枢要之人,对士风影响自当有限。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仁宗 士风 奋发 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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