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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摧毁监督第二招:威逼利诱用权力控制台谏官

2012年11月11日 20:4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沈松勤

本文摘自:《北宋文人与党争》,作者:沈松勤,出版:人民出版社

作为“人主之耳目”,台谏虽然于“中外事皆得风闻,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而且还具有不畏权贵,勇于言事的精神,但事实表明,在扮演“耳目”的角色中,又具有十分突出的工具性能,两者是溶为一体,相辅相成的。台谏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缺乏理性的病态品格,正是其希风承旨的工具性能所决定的。台谏在仁宗朝“惟婕结主知”,其工具性能主要体现在君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上。神宗熙宁以后,却为党派所利用,沦为党争工具,即吕中所云:“治平以前,为大臣者,皆以台谏之言而去;治平之后,为台谏者,皆以大臣之怒而去;而熙宁四年之后,为台谏者,皆大臣之私人也。”因而,台谏与生俱来的工具性能,得到了进一步张扬,在党争中发展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病态势力。

不过,台谏在党争中沦为“大臣之私人”,并不意味着其原油“人主之耳目”的属性的消失,而是这一属性的一种自然延伸。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的“绍述”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新旧两党更迭执政,无不有着君主的信任和支持,他们以台谏为“私人”,也同样受着君权的控制与支配。而综观新旧党争每个阶段的初期历史,还可以发现这样“三部曲”:一是新君即位,改变前政;二是君主或君臣合力,控制台谏;三是利用台谏,击败政敌。在这“三部曲”中,台谏的工具性能和病态势力,已作了明显的表现。

第一阶段熙宁二年至四年,是王安石新法实施之始,也是新旧党争的序幕。新旧两党对台谏的控制与反控制,则是这一序幕中的重要节目;属于旧党的台谏由于“争之有太过”,率先起了催化作用。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实施新法;次年,韩绛权御史中丞,擢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以便控制台谏重地。但反对新法的台谏很快集合起来,一直想变法者发动攻击。熙宁二年五月,御史中丞吕诲进《上神宗皇帝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其中之一是“朋奸之迹甚明”,并力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熙宁三年四月,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蔬,抨击韩绛”左右徇从王安石与为死党”,今辅绛之诡随,台谏又得李定之比,继续其来,牙蘖渐盛,臣岂敢爱死而不言哉;”在制造党论的同时,又“风闻言实”,大肆攻歼,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御史中丞吕公著的“赵鞅举甲”论。《长编》卷二一O熙宁三年四月戊辰条载:

(吕)公著数言事失实,又求见,言“朝廷中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笔下何以待之”?因涕泣论奏,因为此社稷宗庙安危存亡所系。

“赵鞅举甲”,典出《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指晋赵鞅在内讧中,以消除军侧之恶为名,兴晋阳之兵,击败了荀寅和士吉射。这里的“君侧恶人”,指王安石、韩绛、李定、吕惠卿等人。吕公著借用韩琦之名,“风闻”论列,无事生非,扩大事端,目的在于迫使神宗停止支持变法。不了遭致神宗的强烈不满,以为“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子闻,乖事实之理”,旋罢其御史中丞之职。又熙宁四年御史中成丞杨绘进《上神宗论王安石指纹有异志》云:

王安石《杂说》曰:“鲁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志,则放其君可也,有汤之仁,则绌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则用郊礼不亦可乎!”王安石《杂说》曰:“周公用天子礼乐可乎?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人臣所不得用,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而报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之称谓”。王安石《杂说》曰:“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伐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贤,而求贤审官可也。夫以后妃之贤而佐王以有天下,其功岂小补哉?与夫妇人女子从夫子者同日而与乎。”臣窃谓孟子劝齐王无毁明堂者,盖当时天下无定主,故敢尔,若言之于一统之世,则孟子岂不为罪人!今王安石于君尊臣婢、重熙累盛之朝,而显然再三叮宁于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礼乐之事。臣愿陛下详其文,而防其异志。

《杂说》又称《淮南杂说》,作于嘉祐年间,洛学程颐所谓“荆公旧年说话煞是”,即指《准南杂说》。程颐高足焞,也认为王安石《杂说》论性理有“粹处”。佃云:“嘉祐、治平间……(傅)明儒尚未冠,予亦年少耳,准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准南杂说》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得到了学者的首肯。然而,杨绘为了制止变法,却深文周内,穿凿发挥,称王安石有异志,欲使之背上诛灭九族的谋反篡位之罪,失去了最起码的理智。所以在王安石请求“杨绘不宜在言职”后,神宗罢其御史中丞之职,出知郑州。

熙宁三年四月,司马光为保护台谏中的反变法势力,在吕公著被罢御史中丞之际,极力为之辩护,先是否认吕公著有“赵鞅举甲”论,后在神宗的驳斥下,承认吕公著的论列“欲朝廷从(韩)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无论是吕公著,还是吕诲、张戬、杨绘,“原情”都是为了制止变法,但都语极”过差”,不干事理”,反而更加激起了神宗和王安石的反感。而对下台谏的作风,王安石在嘉祐六年知制诰时,就向仁宗表示不满。所以,变法之初,开始了驱逐原有台谏的活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六,列有王安石“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诸条,《宋史王安石传》也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但王安石驱逐台谏,是得到神宗支持的。为了保证新法的实施,神宗不能不更换原来的“耳目”,而且,对于反对新法的台谏奏议,还要求作出“分析”。《长编》卷二一0熙宁三年四月壬午条载:

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大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常平线,流毒四海,又州具有钱未尝出二徒使民入息者。”上《神宗》令具州县变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古黜。前此,上谓执政曰:“李常终不肯分析,朕再三论以此上是欲行谴违法官吏,常竖云体不合分析。”曾公亮曰:“台谏官自前许风闻言实,难令分析也。”上曰:“欲令说是何人言,或以所言不是罪谏官,即壅塞言路,今令说违法官吏是何人,固何却不肯?”……上令改常正言为博士,仍明著常罪曰:“言事反复,专为诋欺。

同卷又载:“是日又呈常疏,有云:“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游宴之费十余万,乃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上笑曰:“近闻人谤如此;乃是常疏种语。”安石曰:“陛下即位,未尝繕及事外游宴,惟修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尔。”在责斥司马光为吕公著”赵鞅举甲”论辩护时,神宗又说:“有作为谤书,动摇军种,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知遍矣。”可见,当时台谏反对新法的议论,不仅诋毁王安石,而且攻歼到了神宗身上。这不失为神宗毅然更换“耳目”的又一原因。

《长编》卷二一O熙宁三四月已卯条,引吕本中《杂说》说云:

正叔《程颐》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之士攻之太力,逐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程颢》作谏宫,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惑贤诚意!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此日张天。(戬)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张戬时为监察御史里行。这里将“各成党与”的原因,归结为反变法之士“攻之太力”,并认为台谏张戬的”力争”是“彼此遂分”党与的导火线,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王安石主政后,旨在变法图治,以国事为重,初无结党和党同伐异之意。但是在议订和推行新法之初,妇弼、韩琦、司马光等名流重臣既不与为伍,又严辩君子小人,高举仁义道德的大旗,大加讨伐,迫使王安石亦以君子自居,以道义为武器,作出正面反击。在这种交战中,以君子子居的反变法台谏,则充分利用“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的专利,不择手段,肆意攻歼,“专为诋欺”;从而不仅在政见而且又在情绪上结成了党与,使之“牢不可破”。而台谏的这种表现,则坚定了神宗和王安石加以排斥的态度。

熙宁四年七月,杨绘与另一位时时向新法发难的侍御史刘擎被逐出台谏重地后,神宗与王安石全面控制了台谏势力。被控制的台谏以其维护君主集权与君主授予新党变法权利的双重工具性能,立即发挥了出击政敌的作用。该年,侍御史知杂事邓绾,弹劾左仆射、同平章事判毫州富弼行事的州县官吏,均被收容审查。经过两个月的推治,富弼落使相,徒判汝州,旋归洛阳,这是所谓“护法善神”的台谏弹劾而成的第一起大狱,史称“青苗狱”,对抑制旧党反对新法的势头,起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监督 权力 台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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