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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摧毁监督第一招:先做减法破坏制度少设台谏官

2012年11月11日 20:41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刁忠民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作者:刁忠民,原题:《试析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

在宋代政治舞台上,存在着宰辅、台谏、侍从三大势力。陆恺所谓“天下事非辅相大臣不得行,非谏官、御史不得言,非侍从之臣不得与国论”,简要地说出了三大集团的分工。其中辅相大臣是军国大政的执行者,各朝君主既委以重任,又加以钳制,而依靠对象即是称作“耳目之官”、“腹心之任”的台谏、侍从。由于台谏兼有议论朝政、弹劾百官的实权,其势力较之侍从更为雄劲。然而,宋代君主重用台谏以钳制宰辅的措施却时时走向反面,权臣往往通过操纵台谏而达到擅政的目的。可以说,在宋代皇权与相权这座天平上,台谏势力是最重的砝码。正是由于台谏官突出的政治地位,以及台谏制度自身所具的特色,自宋代以来,史家、学者都甚为关注。南宋史家李焘曾撰《天禧以来谏官年表》、《天禧以来御史年表》,又于《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详载台谏官事迹与议论。可惜二表失传,后人也无为之补撰者,该制度的基础研究显得很薄弱。我想补撰李焘的两表,并扩展其时限,上溯至宋太祖开国的建隆元年(960年),下延至宋亡的祥兴二年(1279年),在我将所得资料编制成草表时却发现,熙丰之际缺殿中侍御史。联想到当时正是熙丰变法时期,此一特殊现象必是特殊政治气候的产物;后又看到除殿中侍御史外,侍御史亦仅有一二人,而监察御史中也多是试用性质的“里行”,这在宋代台谏史上是一畸形状态。下面先证实这一现象,然后浅释其产生的原因,并略加评议。

宋代御史台以中丞一人为长,另以知杂御史一人为副,此下便是三院御史,即侍御史(台院)、殿中侍御史(殿院)、监察御史(察院)。自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孙昌龄、钱罢免以后,至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蹇序辰、翟思受任之前,历时14年半,殿中侍御史全缺,侍御史亦仅出现二人,而监察御史则多为“里行”,这无疑是一种畸形的组织结构。

李焘撰《天禧以来御史年表》虽已失传,但御史人名却保存于其子李的《皇宋十朝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神宗朝有68人。李焘博学多识,当时除国史、实录、会要、私史、文集外,还有《御史台记》、《御史题名》等专门记载可供参考,其搜罗想必是很详尽的。观上表中王圭受命未久即亡、赵受命即辞,他都予以著录,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现存宋代史料,对《纲要》所列68名御史进行考察,除去直任知杂御史,不属三院御史定员编制外,其余已全部列入表中,所以上表的资料具有全面性。由于李焘十分重视台谏制度,在《长编》一书中叙述御史事迹甚详,除个别人物外,都能在《长编》中查到准确的任免时间和官衔,所以上表资料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既然上表资料具有全面性和准确性,它所反映的应是当时三院御史的建置原貌,可以据此展开讨论。

下面将结合前期御史制度,从定员之制、序迁之制、选任之制三方面,分析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特殊状态。

所谓定员之制,应当包括三院总额与各院定额两方面。总额方面,自天禧元年(1017年)三院定置六员以来,仁、英两朝基本上是如此施行的,而熙丰之际则长期处于缺员状态。自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以后,至元丰三年(1080年)以前,每年御史最多时仅有四员。自元丰三年起,人数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元丰二年末,神宗采纳御史中丞李定的建议,推行六察法,即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点检在京百司文书,纠其稽违,并于三年五月一日下诏:“御史台复六察案,创法之始,职事甚剧,无容久缺正官,以稽功绪。其见缺御史二人,令李定限十日以名闻。”于是本年有御史六员之置。六员御史中,有三人专领察案,另三人为言事官。至元丰六年(1083年)六月一日,又令“御史台六察案各置御史一员”,合言事官三人,于是有御史九员之置。以上是熙丰之际,御史总数由长期缺员至增置的概况,下面再谈三院定额的问题。自唐代以来,三院御史各有定额,这在《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里皆有明确记载,不一一叙述。宋初御史多兼它局或外任,对三院建置并无明确规定。即使在天禧定制时,也是泛言“置侍御史已下六员”,没有规定三院各置多少。但从实施状况来看,大多数时间内,三院都是各有其人的。熙丰之际却十分反常,侍御史仅有刘孝孙、周尹二人,且合计任期不足三年,殿中侍御史则全缺,其余全为监察御史。即使在元丰六年,御史增加到九员之时,侍御、殿中仍无一人。直到七年二月十七日,“诏御史台以侍御史知杂事为侍御史,不带知杂事,以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随后才出现了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的定员之制。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现象,即元丰五年之前,所命监察御史几乎全为“里行”。宋代里行之置,始于仁宗景元年(1034年),有殿中里行与监察里行二职,初以四员为额,后改为二员。就制度而言,里行属试用性质,不算正员,需“候二年除御史”。熙丰之际全用监察御史里行,又不以二员为限,更显示出当时御史台的畸形结构。上述状况的出现,自然与当时执政者的意图有关(详后),但三院本无各自的定额限制,也是其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

组织结构的畸形状态,极易发现,如果我们再仔细检视一下各官的任免时间,便可看到任期太短、迁罢太速的现象。这既是序迁之制的畸形状态,又是形成畸形组织结构的原因之一。下面仍以前期御史序迁之制进行对比。宋初御史以三年为一任,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二月下诏:“三院御史旧三年为满者,自今在台供职并止二年。”次年又令“三年内不得差出”。大概三年之制未能切实施行,台官仍以两年为一任,但要两任(即四年)后才序迁,所以洪迈说:“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史,又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后,升沉迥别矣。”洪迈是南宋著名学者,其说必有依据。虽然他所言可能是法令规定,实施中不尽如此,但御史不必一任便出台,多在台内职务中序迁,却是事实。熙丰之际,御史序迁完全不顾法度。从前表中可以看出,在元丰五年官制改革以前,仅有蔡确、盛陶、蔡承禧、舒、何正臣、丰稷六人任期超过二年,其余数十人,多是旋任旋罢,连任至一年者亦少有。除了任罢太速之外,又有越级超升之例。如元丰三年(1083年)九月庚午,何正臣由监察御史里行,超越监察、殿中、侍御三级,直任副台长———知杂御史。任期太短,还未来得及升迁便出台了;升迁太快,又跨越了数阶。这无疑是御史序迁之制的畸形状态,也因此出现了全缺殿中侍御史的畸形组织结构。

前面已从定员之制、序迁之制的角度,对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作了分析。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御史选任制度的变化。这一点是熙丰之际御史台畸形状态得以产生的最直接的因素,所以准备作稍详的叙述。

自天禧元年(1017年)以后,特别是仁宗即位以来,御史的事权得到极大提高,而选任之制也随之加严。大约自仁宗天圣末年开始,要求入台者官阶须在太常博士以上,曾任知州、通判,且由近臣或御史中丞、知杂御史荐举,然后由皇帝“御笔亲点”。这是一套严密的选任制度。仅以台官入选资格而论,这个要求相当高,而且可选面是很窄的。一名文士,从取得进士资格,担任初等职事,只算是不入流的“选人”。他们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官入流,担任知县一类职事。自知县三任可为通判,自通判三任可为知州。可见在正常情况下,由进士及第(状元等前数名除外)仕至通判、知州,须经一二十年的努力,其间还须有劳绩,不犯大错,实属不易。在这些通判、知州中,又必须官阶在太常博士以上,且材堪御史者方能入选。所以这个资格要求是相当高的。当然,上述官阶、差遣只是最低的要求,它在官阶方面还有一个上限,即必须是前行(吏部、兵部)员外郎以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三院御史的官阶是一定的,监察御史略高于太常博士,前行员外郎则为侍御史任满序迁之官。官阶太低固然不能入台,官至前行员外郎,入台反为降级,自然也是不可的。那么,仅就官阶而论,三院御史的选择只能在太常博士、中行(户部、刑部)员外郎之间进行。所以它的可选面是很窄的。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监督 破坏 台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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