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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权松绑第三步:王安石权力膨胀到顶后卸磨杀驴

2012年11月11日 19:37
来源:史学集刊 作者:王广林

本文摘自:《史学集刊》2986年第3期,作者:王广林,原题:《试论王安石两次罢相》

王安石和宋神宗遭逢际会,他们的君臣关系,在历史上确实是少见的。刘谊说:“自古好治之君,至诚笃信,排天下之议论而任安石,未有如陛下者;为安石者,以身当天下之怨以报陛下,固亦鲜比。”但是,宋神宗毕竟是封建君主,王安石毕竟是封建臣子,君臣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君臣防嫌,岂可为安石废也。”为了变法革新,客观上需要加强王安石的权力,而变法结果进一步扩大了王安石的权力。相权的加强势必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必然出现“以君臣相与,遂失威福之柄”的问题。当国家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宋神宗既年轻又刚继位,还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王安石才能执掌国政,几达擅权的程度。随着年龄和政治经验的增长,国势开始好转,政权趋于稳定,宋神宗则难以容忍相权对君权的干涉,更不能容忍大权旁落。他要自己独掌大权,建立伟业,追比先皇,因此,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君相矛盾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整体的必然产物,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真谛所在。对于王安石专权,当时大臣张方平在上疏指出:“臣闻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后国体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无有所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臣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为国家之体,犹权衡不可使有偏重之势,必成倾覆,历代成败,何不由此。”指出了王安石擅权对君主专制可能造成危害。

宋神宗与王安石矛盾的根源是国家权利的分配问题。王安石竭力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加强宰相的权。他在与宋神宗谈话时,不断阐述君主不应过问国家具体事务,君主的主要职责是掌握国家大政方针。他说:“天下事大计已定,其余责之有司,事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手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与丛脞,则股肱倚办于上,不得不随也。目王公之职,论道而已。若道术不明,虽劳适足自困,无由至治;若道术明,君子、小人各当其位,则无为而天下治,不须过自劳苦纷纷也。”“陛下于刑名、度数、薄书丛脞之事可谓悉矣。然人主所务在于明道术,以应人情无方之变,刑名、度数、薄书之间不足以了此。”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统治,宋太宗采取了“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了国家最要行政机关——中书门下的权力。到了王安石任宰相,中书的权力逐渐恢复和扩大,几乎总揽了全国行政事务,至于部分军政。甚至“凡司农起请,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犹中覆。”为了更有力地行使其职权只有提高了中书属官机构——中书五房的地位和权力。中书五房有孔目、吏、户、礼、刑房。这个机构,原来只置属吏,负责中书的文件收发。熙宁三年九月,宋神宗批准了中书的请求:“中书统治百官……佐天子政事,而所置吏属,尚仍旧制,谓宜选士人,稍依先王设官置辅之意。请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一员,并以朝官充。”中书五房长官权力很大,“都检正但不奏事,与执政无异。”基本取代了其他各部、寺、监的职能。中书的权力又集中于王安石之手。“诸房检正官每有定夺文字,未申上闻,并只独就宰臣王安石一处商量,禀复,即使经作文字申上,冯京等只是据已做成申上者文字,签押施行……权柄归于一门。”从熙宁四年三月到七年四月,王安石一度为独相,权势薫人,王安石的亲属、门生,如王雱、沈季生、朱明之、谢景温、吴安持、李定、张商英、邓润甫等先后布列要津。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汲引亲党,盘据要津;挤排异已,占固权宠。常自以已意阴赞膝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郭逢原主张把军政大权都交给王安石,扩大宰相权力。他在上疏中说:“夫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进之枢府是已。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帅,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宋神宗以师臣待王安石,几乎言听计从,即使和王安石有异议,最后也不得不保留自己意见,照王安石意见行事。“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不然,王安石或称病家居,或辞解机务,从熙宁三年到熙宁七年,大约五次提出辞职,迫使宋神宗降手诏逊谢。王安石这样做,主观上是表示自己无意于权力,但客观上无异于要挟宋神宗,给宋神宗心理上施加一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会产生一种逆向刺激,使宋神宗对王安石由敬重、信任转变为猜疑。功高震主,这是必然的,两人关系逐渐被一层阴影所笼罩。

用人权和赏罚权是封建皇帝用以治理天下的两种基本工具,也是君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王安石却要干涉宋神宗这种权力的实施。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与宋神宗就有矛盾。两人多次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用人和赏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论日益激烈。王安石曾多次指责宋神宗所用之人“于妨功害能,罔上不实,即一切不问。”“于不问人之,每务含容。”如宋神宗的宠臣李评,势倾中外,“虽执政亦不有辞敢斥其非,往往阴赞其美,结以自固;谏官、御史未尝有一言及评。上朝夕欲除签书枢密院。”因李评对新法,王安石多次上疏参劾,都没有结果。最后,王安石提出:“臣备大臣,案治小臣诞谩,罪状明白,小臣任事如故,臣反受诘责,诚难以安职,惟罢官,则评自不可免閤门勾当,”宋神宗才不得不忍痛罢黜李评。但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李评又以权勾当三班入朝。王安石主张重用王韶和程昉二人,宋神宗也多次反对;宋神宗想用郭逵为河北帅,王安石也加以阻挠。总之,在用人问题上,宋神宗动辄遭到王安石的掣肘,并常屈从于王安石。我们承认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他的专权完全是为了封建国家利益,宋神宗也清楚“其轻富贵”,但其内心,实感不悦。

一个封建君主屈从于一个臣子,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不可能这样长久存在下去,何况宋神宗是一个想有所做为的皇帝,更不能居人之下,受人摆布的。逐渐地,宋神宗表露出对王安石擅权专国的不满。熙宁五年七月,郭逢原上书,请合枢密院与中书为一,专任王安石,“疏上,上甚不悦。”兵政合一是宋朝皇帝最忌讳的问题。后来,在元丰改制时,又有人提出废枢秘院,军政归兵部掌握,宋神宗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持,何可废也?”熙宁五年九月,王安石欲除程昉为押班,宋神宗始终不同意;十一月,宋神宗与枢秘院研究永兴军、青州、渭州等长吏人选,也没有采纳王安石意见;熙宁六年八月宋神宗又不顾王安石反对,追究知泸州李曼为奸之事。对于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出现的矛盾,王安石自己也有觉察,他在与宋神宗谈话时指出:“臣前所以求罢,阶以陛下因事有疑心。”熙宁七年四月,请出表说:“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熙宁六年二月,王安石称病求去,已表明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裂痕已经扩大,只是此时宋神宗还离不开王安石,正如宋神宗所说:“朕置卿为相,事事赖卿以济,后来可使者何人?孰可为以为相者?卿所见也。”到了熙宁七年以后,吕惠卿早已服除入朝,并居翰林学士等要职,为拜相做好了准备。宋神宗觉得时机到了,恰巧此时反变法派发动了对新法的又一次进攻,于是,就利用了市易司事件,逼迫王安石辞职,这就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原因是王安石看到宋神宗对新法时常动摇,改革难于推向前进,因此主动提出辞职,宋神宗无奈只得接受。实际上,王安石主动辞相,不过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一种官样文章,是以辞职形势体面地下台。这是宋朝一个传统,是其“优礼士大夫”国策的一种体现。宋仁宗以来,未有降黜大臣,都是“俟其有请,听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体”,并多加官进爵。从王安石的主观上讲,事业未竟,他是不愿意辞相而去的,这是迫不得已的。他在“乞解机务劄子”中也说:“自昔以擅其事,鲜有不遭罪黜。……异时复赐驱策,即尝已尝而奏,臣愚不敢辞”,表达了希望有朝一日重返相位的愿望,因此,当他得到复相的消息后,“倍道赴阙。”他说:“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可见,为了变法大业,王安石还是热衷于相位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宋神宗在反变法派的压力下,对新法动摇了,为了平息人怨,而罢去了王安石。这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的,自市易法、免行法执行以来,遭到一些人反对,宋神宗也一度对之产生怀疑,但也仅是怀疑而已,宋神宗并没有动摇推行新法的立场。如果宋神宗对新法动摇了,为了平息反变法派的进攻,他首要应该停止市易法的实行,而不是罢去王安石,起码,随着王安石的罢相,也应废弃或修改市易法。都没有。宋神宗没有理会反变法派的进攻,在王安石罢相后的第三天,下诏:“朕嘉先王之法,泽于当时,而传与后世,可谓威矣。故夙兴业寐,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合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已行之效,固亦可见。……朕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案违法者而深治之。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罪而不赦。”这是在公开申明,要坚持变法改新路线,怎么能说是对新法动摇了呢?不能因为罢去王安石,就说宋神宗对新法动摇。这道诏书还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它字里行间透露出,宋神宗对王安石专权的不满,他要自己掌握新法的大权。正因为宋神宗没有改变坚持新法的立场,因此,对于在市易司事件中积极参与指责市易法的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并起用支持新法的韩绛为宰相,变法派第二号人物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真正原因是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矛盾的爆发。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相得关系,这在当时已为人民所赞颂。公开罢去王安石,于宋神宗自己声誉不利,何况他们之间关系还没有破裂到这种程度,但对王安石的专权,宋神宗觉得愈来愈难以忍受。只能找一个既不损害宋神宗的声誉,又使王安石去位的办法,因此,宋神宗巧妙地利用了反变法攻击市易司事件。熙宁七年三月,反变法派利用天灾,展开了对新法的攻击,主要攻击市易司在推行新法时产生的一些问题。对此,宋神宗似乎颇为注意,并一再表示出怀疑的态度,并背着王安石派曾布调查情况,当王安石知道后,又不顾王安石的反对,派曾布和吕惠卿继续调查,要“厘定其制”。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不得不提出辞呈,并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宋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态度突然一变,极力反对曾布追究市易司问题,“曾布、吕惠卿同根究市易事,凡三、五日一对。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宋神宗态度变化的契机就是王安石的辞相。事情很清楚,宋神宗真正注意力并不在市易司事件上,反对根究市易司问题的吕惠卿照样升官,只是要利用市易司事件逼迫王安石辞职下台,以造成王安石主动辞职的假象,欺骗公众的舆论。所以,当王安石离职后,市易司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曾布成了这个阴谋的牺牲品。在宋神宗赐王安石手诏“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劄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也”中,表明了宋神宗丝毫不惋惜王安石的离去和做为胜利者的几分傲气。

宋神宗起用资历浅薄、颇具才干的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辅佐自己推行新法。事实证明,吕惠卿的威望、品德都远逊于王安石,并且是一个不易于驾驭的人。吕惠卿不仅和宰相韩绛不和,还结党营私,这就很不利于赵宋王朝的统治,因此,引起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怀念,为了国家,第二次起用王安石为相。宋神宗似乎对自己罢免王安石,显示君权力量的作法也有些内疚。当王安石复相后,宋神宗对王安石说:“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后来,又表白:“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但此时的宋神宗已不象从前了,他需要的不是师臣和权相,而是一个听话、能干的宰臣。因此,中书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司农寺过去实际上负责保甲事务,王安石想正式令司农寺兼兵部事,宋神宗却不同意,反而下诏:“诸路教阅保甲,并隶尚书兵部。”此时的变法派处于分裂与纷争之中,王安石的地位和作用远非昔日可比。吕惠卿说:“安石之来,一切托疾,不事事,与昔日异……陛下所听即不一,争又不胜,百官纷纷,莫可调御。”王安石也感到宋神宗对他有厌恶情绪,故事多不从,“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王安石不甘心做一个庸庸无为,俯耳听命的宰相,多次辞相。熙宁九年四月,在其子王雱病死后,坚持辞职;此时的宋神宗政治上已经成熟,新法推行日久,王安石的为相与否,不系大局,又不能屈自为用,宋神宗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是第二次罢相。终神宗之世,王安石未再入朝,但宋神宗仍然眷念王安石不时对之加官加爵。这样,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年富力强时,政治生命被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皇权 王安石 卸磨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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