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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推行君主独断制度的后果:北宋走上灭亡之路

2012年11月11日 18:18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李裕民

本文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作者:李裕民,原题:《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使用这些手段,效果是明显的,他使新法比较顺利地推行到全国。不仅神宗在世的十几年如此,其死后新法尽管被废止了8年,仍然能够东山再起,一直推行到北宋灭亡。然而,它也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主要是:

1.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逐渐减少,专制性日益加强。

王安石向神宗鼓吹搞独断的做法,苏轼已经看到其危害性,他给进士考试出的题中即指出:历史上搞独断的结果有两种:既能兴国,也能亡国。应当慎重对待。王安石不可能不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但他一心想推行新法,舍此难以达到,所以不顾一切后果,冒险走这一步棋。从制度层面上说,这是大倒退,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神宗即位时刚20岁,有朝气,有抱负,但缺乏经验。16岁时其父英宗当了皇帝,他才接受4年的皇家教育,不像以前的皇帝,从小就按当皇帝的标准来教育。对自己的期望值不是太高,他觉得能向唐太宗学习就不错了。在王安石的教育和鼓励下,抛开唐太宗,以古圣人尧舜为榜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也有点飘飘然,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圣人了,他处理事情也越来越主观独断。在他身上很快暴露出两大弊端。

其一,不经过政府、不经过监督的御笔、手诏随便下达。从治平四年到熙宁十年,御笔手诏下达了1346道。从《长编》所引用的手诏统计,太祖5,太宗11,真宗30,仁宗46,英宗17,神宗302。以“上批”的形式下达者,前5帝O,抻宗958,手诏与上批合计,前5帝109,神宗1260,在这里,神宗的数据不含最初的3年,也就是说,只是15年的总数。前五帝在位108年,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件手诏,而神宗平均每年84件手诏或手批,是前5帝80多倍。不仅如此,他事无巨细,什么都管,除以上所举之外,仅仅给在宋夏前线知延州沈括的手诏,一年半中,竟有273件之多。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事事都高明呢?在变法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神宗急于在战争中获利,事事独断,处处干预,其结果,不但没有明显效果,反而连遭惨败。

其二,诏狱大量出现。这是钦定的大狱,在仁宗时期十分罕见,此时已成家常便饭,出现了以诗得罪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为同类案件开创了极坏的先例。王安石也几乎尝到了苦果。熙宁八年(1075),神宗制造赵世居案,罗织罪名,以谋叛罪处死赵世居,为此又将李逢、李士宁打成叛乱的煽动者,而李士宁与王安石关系非常密切,有人企图由此将王安石牵涉进去,快要结案时,王安石第二次入相,看到某些人的企图不善,与神宗展开两场激烈的争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陛下即位以来,未尝勘得一狱正当,臣言非诬,皆可验覆也。”神宗被迫作了让步,对李士宁从轻发落,这才没有牵连到王安石。

皇帝独断的强化,也为宦官、大臣假借皇帝名义弄权创造了可乘之机,哲宗时就有人假造御笔,见《曾公遗录》。

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遭到破坏,要想再修复是很难的,司马光等人用老太后的权势和个人的威望,想一下子将国家拉回到熙宁以前的状况去,已不可能。他们既不能解决以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又触犯了新法集团的既得利益,便很快成为历史,北宋王朝只能继续沿山坡往下滑去。

比较能干的皇帝在位,独断的副作用稍小一点,下滑得慢一些,遇到政治上糊涂的皇帝,局面就完全变了。缺乏政治眼光的徽宗上台,先后重用蔡京、王黼为相。他们进一步鼓吹独断,抬高御笔地位,下诏违者以违制论。蔡绦《国史后补》日:“内降自祖宗来有之,但作圣旨行下,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大观四年夏,始诏违御笔以违制论。……又降御笔曰:诸御笔承受官司,住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一年……又诏违御笔以大不恭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粤自崇宁奸臣自作成福,恐人之议己,以御笔付有司,且重之以大不恭之罚,自是结舌者过半矣。圣明中兴,率循旧章,批降御笔,必经给舍,下无隐情,上无舛令,隆兴之责以缴驳,乾道之许以批勒,其谨重诏令,开广言路,虽自圣意,亦家法也。”童贯、梁师成之流时时假借御笔弄权,与奸臣里外勾结,弊政横生,最终亡国亡身。论其原由,不能不说是破坏皇帝与土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加强皇帝的专制独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皇帝世袭制度下,继位者不可能个个都好,良莠不齐是必然的,在皇帝有能力控制局面时,实权在皇帝手里,如果实行的政策正确,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如果实行的政策错误,就可能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在皇帝无能力控制局面时,其实权力就会下移,宰相就会打着皇帝的名义搞专制,南宋不断出现权相是加强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始作俑者的王安石难辞其咎,挨骂近千年,并非无因。

2.监察机构原是维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的重要机构,对宰相起监督作用.对皇帝起谏诤作用,但新法以后逐渐成为政府的附庸,成为掌权者打击政敌、剥夺士大夫议政自由的工具,在权利斗争激烈时,监察官变动最为频繁。不是立即下台,就是投靠新主。王安石自己就尝到了这个滋味。熙宁五年(1072)二月,他用邓绾为御史中丞。熙宁七年四月下台,王推荐心腹吕惠卿作参知政事,而吕为了进一步爬上宰相的宝座,极力阻止王复出,形成自己的小山头,邓改而投靠吕,没有想到1O个月后,王又重新上台,邓赶紧转而揭发吕的罪行。王看到这些反复无常小人的表现,很痛心,不久,再次下台,回金陵过他的平静生活去了。新法以前,主要的监察官由皇帝选任,宰相一般不参与,王打破惯例,直接参与。台谏官监督宰相的功能逐渐丧失。台谏官为提拔他们的当权者服务,当权的宰相利用监察机构打击对手,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宰相胡作非为、任用亲信、贪污腐败,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他们的权利恶性膨胀,蔡京已开始向权臣方向迈进,到秦桧就正式成为宋朝第一个权臣,台谏官成为他扼杀士大夫自由议论的工具,以后又有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直到贾似道,权臣成了南宋的一个毒瘤。权臣的产生使政治越来越腐败,南宋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亡于权臣之手。

3.宋代的用人,变法以前,要看学历(是否进士)、资历、政迹,还要有足够的推荐人。官场风气比较正,但按部就班,不利于一些能干的人马上到关键的岗位上去。变法以后,有些能干的人如沈括很快从地方到了中央,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但整个官场风气越来越坏,政治投机、趋炎附势,随处可见,谁得势就跟谁,反复无常的小人越来越多。王安石提倡一道德,易风俗,然而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的用人路线(而不问品行)实行的结果,适得其反,道德风俗“益沦丧,结党营私,贪污贿赂成风。王安石得势时,纷纷紧跟,以求升官。王安石罢相赋闲,“门前无爵罢张罗”,到去世时,“恸哭一声唯有弟”。新法盛行时,人人以王安石门生为荣,一到元祐更化,“人人讳道是门生”,甚至“著书以诋公之学者”。绍圣重新提倡新法,又转过身来称门生。官场风气一旦变坏,要想重新扭转是十分困难的。吏治的加速腐败,必然导致政权的垮台,即使没有外敌,也会自取灭亡。

4.为后来的掌权者利用新设机构实施自己想搞的所谓新法开创了先例。徽宗时崇宁元年(1102)七月五日,蔡京就任宰相仅11日就依三司条例司为范本设置讲议司,8月自任提举,以心腹吴居厚等人为详定官、参详官、检讨文字等,专门研究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冗官、尹牧7件大事,以继承熙丰新法为名,网罗党羽,清算元祐更化以及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三年四月结局,到宣和六年十一月再次成立讲议财利司。南宋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任右相,第二年五月,秦乘着左相吕颐浩外出领兵之际,依照讲议司的模式设置修政局,自任提举,探讨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其目的是借此将实权抓到自己手里。吕返朝,识破其阴谋,八月秦下台,此局随之罢废。蔡、秦都以改革为名而创立新机构,其实所行的多为苛政失人心之事。与之相反,

要想设立新机构办点好事,却是难上加难,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张商英设立政典局,想纠正蔡京的弊政,陈瓘就认为,应当通过正常途径,由“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会很快寿终正寝的。果然,不到一年就垮了。靖康元年四月徐处仁、李纲等置详议司,也想以此纠6贼之失,他们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就垮了。其原因并不复杂,制置三司条例司、讲议司带来的消极影响,已使新机构名声扫地,正派的人对任何新设机构不抱希望,一心想走捷径往上爬的小人,看到它没有油水可捞,也会袖手旁观。倡导者再抱好心,在无人拥护的情况下,只能付之东流。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王安石 独断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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