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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为何爱“轻视”自己:处在众生颠倒时代

2013年06月24日 17:19
来源:读书文摘 作者:费振钟

核心提示:在一个众生颠倒的时代,人对于自己的价值除了“轻视”而外,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幽默之言吗?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4年第1期,作者:费振钟,原题为:《末世幽默》

自为墓志铭

唐代文人好为别人作墓志铭,原是因为墓志铭的润笔甚丰,为了银子的缘故,所作多有褒词,时人称之为“谀墓”。明代文人则大不同。明代文人好为自己写墓志铭,生前就对自己作出评定,多自抑语,甚至出言自毁自贱。而且唐人的墓志铭虽说是一种文体,但终究是要勒石,要留存于墓道中,明代文人则仅仅把墓志铭当作文章做,做成一种传记小品,他们要的是意味,是可以自己欣赏把玩的情致,不见有谁真的要拿它刻在石碑上,留给后世考证出身。

若说行止怪异,那么历代文人比较起来,当然首先要算魏晋,但明代文人也自有他们的特别之处。魏晋文人在对待自己的个人价值上,一意往“大”处看,立身处世、饮食男女,在其个人性的背后都有一个“自然之大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把圣贤放在眼里,就可以傲视天下,做出许多桀骜不驯的狂态来。明代文人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自己往“小”处看,在他们心里,个人是极其渺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无能为力的世界当中,人生贫乏,一切都不值称道,他们因为找不到有力的庇护之道,所以显得十分虚弱。于是,明代文人失去了直面世界的信心,失去了一种悲壮之气,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立身的世界,把个人的历史无奈心情,化为一种诙谐,一种嘲谑,一种游戏声音,一种末世幽默。

自为墓志铭,就是以“佯死”告退世界的一大幽默。它把明代文人那种历史无奈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它也向世人彻底地敞开了生存颠倒的性质。徐文长《自为墓志铭》道:

铭曰:“杼全婴,疾完亮,可以无死,死伤谅;竞系固,允收邕,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既髡而刺,迟怜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复烝民,愧彼既明。”

在徐文长用来总结一生的这读起来诘屈聱牙的数语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对生与死的勘破和解释,这里面更多地包含了对弃世的言说。正是这种言说所具有的自我解嘲作用,使他在个人的渺小和虚弱之外,获得了一种生存的轻松。所以,徐文长可以那样落寞一笑,潇潇然写下如下一行文字:“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

与徐文长相比,对个人生存无能怀着更加沮丧的情绪的,还有晚七十多年的张宗子张岱。张岱处身在明代覆亡之际,他对人生已完全没有了信心。人在历史强力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种人与生存世界之间的巨大反差,张岱在他写于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笔记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种借着自然的广大无垠而把人在其中戏称为“两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态的流露。所以,看到张岱在他的《自为墓志铭》里,极尽用辞,把自己一生说得一无是处,你就知道他不能不以一种自我笑谑的方式,来化解和代替这无以克服的生存悲怆和遗憾。

不妨多抄一点他的文字: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明代文人 东坡 袁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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