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传教士汤若望冤案:验证日食获胜反被判凌迟
2010年10月28日 10:35 北京青年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之后,又做一次实验,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历法来观测,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南怀仁等人根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和事实相符,他预测得很准,最为准确,要说是这件事情应该给汤若望带来好运,结果是并没有带来好运,反而加重了他的刑法,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

汤若望(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10年10月27日第C5版,作者:赵连稳(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编审、副主编。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学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学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传教士汤若望冤案始末》

■专家讲述发生在清初的欧洲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冤案经过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从事哪些活动

■冤案的背后既有中外文化的撞击,也有人事的斗争

明末清初这些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主要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为了传教还学习中国的汉语,把中国的文化往西方介绍,把西方的文化往中国来介绍,这起了一个交流的作用。

汤若望,德国人,明末清初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明朝和清朝的钦天监任职,顺治皇帝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因其所制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对,遭诬陷而下狱致死。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了此案,为汤若望平了反,通过汤若望这个冤案,我们可以窥见清朝初年朝政的跌宕起伏。

●传教士在京●

■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北京的活动。元朝时,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都传到了西方,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为数不多,如马可·波罗。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一直到清初耶稣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规模也不大,几十号人。他们这些人用劝说和教义来教诲人们,扩散其影响。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利玛窦是明末清初来中国的第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这个人加入耶稣会后曾接受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和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尽量地中国化。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他用十五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他精通汉语,一面教学,一面传教,利用他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已具备的汉文化修养结交权贵,像万历皇帝,宰相叶向高、徐光启,大臣李之藻、袁宏道,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人死后葬在了北京,现在在北京市委党校里边有很多传教士的墓地,其中他是第一个。

利玛窦他们当时耶稣教会为什么往这儿来呢?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游记当中写中国如何如何富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看美国一样,去了都能捡黄金。这个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这些人由于对财富的觊觎,对传教,对扩大教会势力的渴望到了中国,利玛窦是第一批人。

汤若望这个人出生于德国科隆的贵族之家,性格比较活跃,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耳曼学院,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受耶稣会派遣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澳门,明朝天启二年进入广东,同年12月25日到达北京,1630年再次进京,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在中国生活了47年。这个人就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传教事业,都在中国活动。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食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

明朝末年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就是修订历法的一个机构。徐光启做过宰相,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因看到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学习,采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国的历法效果很好,这样徐光启对西方传教士更加信任。

到了崇祯七年,《崇祯历法》137卷修成。崇祯十六年,皇帝下诏,把《崇祯历书》改称为《大统历法》,准备实行,但还没等到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汤若望利用修订历法博得了朝中大臣以及皇帝的信任,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写了《远镜说》,《远镜说》就是对望远镜的一些原理进行了介绍。

在明末战事频繁,后来明军越来越处于劣势,所以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汤若望就帮助明朝用西方的办法督造战炮,他口述了有关制造大炮的相关技术,由焦勖等人整理编成了《火攻挈要》两卷和《火攻秘要》一卷。崇祯九年时候,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造了大炮20多门,这个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满族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历史进入到清朝初年,当时1644年,清兵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内城的居民三天之内要搬出,汤若望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折子,他说:“为了保护教堂和天文仪器以及图书资料的安全,请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时他把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天他的奏请得到了恩准。

●与顺帝关系●

■修订《时宪历》,在全国实施,并担任天文台台长

■两年之间,顺治皇帝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

随后汤若望数次奉诏入宫,他对皇帝和摄政王说《新历法》的优点,并呈现了望远镜、浑天仪、地平晷这些天文仪器。当时满族人刚到北京,都没见过这些,觉得特别好玩,好奇。而且汤若望用西洋的新法准确地预测了顺治元年即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食。摄政王一看,果然不错,就让他把《崇祯历法》再改一改,汤若望就奉命对《崇祯历法》进行修订,将原来的修历法137卷修订改成103卷,连同新编的一些新历本呈现给清政府。多尔衮被他说服后,清廷下令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撰的新历定名为《时宪历》,在全国实施。

顺治七年的时候,清政府给传教士赐了一块地,汤若望在宣武门天主教堂旁重建一个新的教堂,并对原由利玛窦所建的天主教堂进行扩建,如此,把宣武门这个教堂变成北京城内最大的一个教堂,后称南堂。这个南堂也是汤若望等神甫的居住地,他们平常就住在这儿。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现在建国门有一个天文台,现在还有这地方,叫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大概有50多个人,汤若望是其中主要的负责人,用现在话来说他担任台长,当时叫钦天监的监正。

汤若望用历法,用天文仪器这些先进的东西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冬,他成为顺治皇帝的一个好朋友,和顺治皇帝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当时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者,爷爷),这个“玛法”可以随时进宫去见皇帝。而且顺治皇帝也多次亲临汤若望的居住地与之畅谈,求教西方的历法,这个事在汤若望有一本书叫《修历纪事》有记载。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之间,顺治皇帝就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汤若望很受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这使年轻的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顺治帝当时比较年轻,他求知的渴望很强,再加上朝中大权由摄政王来控制着,我想可能他内心比较空虚,对西方比较好奇,所以经常到汤若望这儿来。

汤若望之所以和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大臣套近乎,他的目的当然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最终目的是传教。所以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他的影响,汤若望对他的影响。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传播的西方宗教和西方的学问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到顺治十年,顺治帝亲赐汤若望“通玄教师”这么一个荣誉称号,并颁发诏令褒奖汤若望,现在话就是口头表扬一番。顺治十四年,又亲赐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南堂,他们天主教堂搞了一个碑文,由顺治帝给他做的碑文,并赐教堂匾额为“通玄佳境”。

顺治帝在赐给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诏令中,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肯定汤若望的历法之功。因为摄政王和朝中大臣一致认为靠洋教来统治中国是不行的,还得靠儒教文化。

就在汤若望受宠之时,厄运正向他一步步地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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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连稳 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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