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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攻击中央领导 毛泽东斥“胡来!”

2012年03月01日 09:05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胡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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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认真地把“群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我们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作者:胡楠忍,原题《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

“文革”10年间,异乎寻常的现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这与全国官方报刊种数锐减恰恰相反。据初步估算,类似《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这样的红卫兵报刊,竟有5000种之多。这些报刊是山头林立的各红卫兵组织的喉舌,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狂热浪潮下的变异文化现象。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创、发展、鼎盛、衰亡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轶闻。

【红卫兵小报让人认识了“五大造反领袖”】

1966年5月底,中国的政治气候比自然节律提前进入燥热期。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着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8月1日,毛泽东写出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孩子们的行动。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传播。8月18日,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在随后的“破四旧”和“大串联”运动中,红卫兵的传单、通令雪片般撒向街头。他们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卫兵报应运而生。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这两份报都是八开四版。

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第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运动。由于有严重的打砸抢行动,既而又流露出维护“走资派”的倾向,该组织仅生存了一个多月就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刽子手”而解体。它所办的报纸,也只出了十几期便告夭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由高干子女组成,政治态度与中学的老红卫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为“保皇司令部”,报纸销声匿迹前共出了二十几期。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相继诞生。

由于这些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报纸逐渐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发行量很大,地质学院《东方红》报销量曾多达10万份以上。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报,虽然在8月22日就已经创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现,与红卫兵小报的模式不尽相同。该报因得到毛泽东亲笔题名而骤然显赫,后来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

通过《东方红》、《红旗》、《井冈山》、《新北大》这些高校红卫兵的小报,人们认识了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也由此领略了他们煽惑鼓噪的才华。

【为漏排一个“的”字,三番五次作检讨】

1966年12月初,林彪陈伯达通过下发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动乱之火吹向了经济建设战线。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红卫兵报刊队伍中,也涌进了大批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主办的行业造反报纸。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虽然内容空泛,“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比起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小报,差错率小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内中原因说出来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觉得悲哀。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报刊版面上的任何错别字,都可能招致“反动”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每一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言论的引文。

在翻阅昔日红卫兵小报时,笔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气颇大的《东方红》的几期,因为此前刊登毛主席语录时漏排了一个“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声明检讨,“从灵魂深处狠挖根源”;同时又板起脸来,呵斥对立派别不得借此“捞稻草”。诚惶诚恐之态,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编辑至今感慨“文革”时的校对质量,盖出于此。

【张春桥领导的《解放日报》也“犯下罪行”】

红卫兵报刊的另一个来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各群众造反组织通过夺权,抢占上至省,下至地、县及本单位机关报。

1967年1月3日,面对各级党委已难以继续领导宣传工作的状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发出“停刊闹革命”的当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平安里三号——原《解放军报社》社,召见了从上海前来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在座的还有聂元梓。张春桥神秘地布置说:“《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赶回上海。

1月4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当日报上发表《告读者书》,杀气腾腾地宣布“接管了《文汇报》”,“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对于《文汇报》的被造反,人们颇有几分惶惑:“文革”的导火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早就发表在《文汇报》,这家报纸如何又“罪恶滔天”了呢?未等人们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

1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告读者书》,宣布自1962年以来,“窃据《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也“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为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长期以来一直领导着《解放日报》,如果说这份报纸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他这个领导又如何洗刷得干净呢?

【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枪杆子之争”】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陷入了夺权、“新生”的混乱中。然而,并不是所有报纸的夺权都能找到张春桥这样的硬后台,因此在你争我夺中,爆发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由军队暂时控制报社,但情况并没有立即好转。

在中央发出这一决定时,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市“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占据,他们刁难阻挠军管,后又用暴力驱逐来社的解放军人员。当时青海驻军成立了联合支左办公室,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副组长,联合支左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强行军管,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

2月23日,西宁驻军调动部队夺占《青海日报》时,群众组织与部队发生武装冲突,造成群众和部队伤亡377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海日报》事件”。事后,林彪、江青乘机把此事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指责赵永夫是国民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布予以逮捕。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了“枪杆子之争”。

在广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时,几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成的“省革联”,来到《广州日报》夺权,将报纸改为传播“省革联”声音的《新广州日报》。到了2月28日,“省革联”的夺权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认而垮台,《广州日报》被军管。

3月14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在其编印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掀起夺权的轩然大波。4月10日晚,广州市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冲击广州日报社,要求转载《新北大》的文章。就这样闹到了5月15日,广州一个学院的红卫兵强行封闭了报社,《广州日报》因此停刊,直到1972年才以小报的形式复刊出版。其他如《云南日报》、《长江日报》、《广西日报》、《福建日报》、《北京日报》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控制省报攫为一个组织私有的现象,并不多见。被造反派或红卫兵组织改造为红卫兵小报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级单位的机关报。但这些报纸因为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印刷发行方面得天独厚,往往在红卫兵报刊中影响很大。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数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2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300种以上。当年周恩来曾询问过四川重庆的支左负责人,重庆市仅“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得到的答案是30多种。全国红卫兵小报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仅有10几种。但西藏有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堪称全国一绝。

从办报人的职业看,学生、干部、工人最多,农民其次,甚至还出现了聋哑人造反组织办的《聋人风暴》,平反出狱的囚犯办的《红囚徒》报。如此五花八门,称之为“乱世奇观”,当不虚妄。

【“走资派”街头售卖红卫兵小报】

红卫兵报刊开始发行时,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因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派,通过邮发的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报纸——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人员来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该处代为发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九期《红卫战报》,并要求此后要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他们称之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发行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天后,“红革会”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见有机可乘,也派“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进驻解放日报社。

上海人民和反对“工总司”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迅速聚集了50万人,把解放日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报社外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于是后来一段日子里,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战报》“押解而出”的“奇观”。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另有高招,他们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北京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街头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在全国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首都红卫兵》。说它影响大,和它创办者的名声有直接关系——它的创办者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质学院、林业学院、清华大学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个院校红卫兵组成。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正式出版。

《首都红卫兵》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初创时举步维艰,编报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然,随着“三司”的名声日益显赫,情况有所改观。由于“三司”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学生,因此,“三司”一诞生,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形形色色的小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捍卫力量。

那段时间里,《首都红卫兵》的文章时不时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转载。各地红卫兵报刊的转载更是频繁,有些言论甚至被当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据。于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谁与之看齐,谁便成为“响当当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份送到案头的小报。此刻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使越来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轨道上来。几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批示,试图用军队的干预控制全国局面。但谁是“左派”?在几十天内揭竿而起的林立山头中,全都“唯我独左”。于是他想到了大联合。

毛泽东在《首都红卫兵》这篇社论标题上划了铅笔红圈,要求各大报刊立即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立即响应。被“两报一刊”转载,在当时是最高的殊荣,《首都红卫兵》报从此声名鹊起。该文的执笔者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国的形势并未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走向“大联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内战”的深谷。

【红卫兵小报如何由盛转衰】

说《首都红卫兵》的影响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

由于“三司”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的联络站,煽动造反,《首都红卫兵》报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联络站覆盖了沈阳、重庆、长沙、南京、上海等40多个城市。《首都红卫兵》还在各地办分刊,在北京还有中学中专版。这些分店和总店共同发行报纸的数量,难以统计,据粗略估算,鼎盛时期当不少于50万份。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分店,各自为战,难免与总店有不谐之调,以致在“内战”最酣之际,因支持地方的派别不同,互相声明攻击,分刊批本刊,本刊宣布分刊为非法的“热闹”场景屡屡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两个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开始减少。

但是,在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造反领袖控制的单位,情况并没有好转,武斗仍在继续,煽动武斗的红卫兵报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泽东闻讯震怒,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次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结束了红卫兵造反派横冲直撞的时代,也结束了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状况。

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了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易名出版。

【毛泽东笑看小报,兴致盎然】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对与日俱增的红卫兵小报的关注,不亚于此前对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

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文革”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曾问周世钊:“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回答:“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乐意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道全国各地进行‘文革’的情况,特别是以报道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道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让他们告急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

那天,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发生在长沙的“工联”派与“长高司”派的武斗。没想到毛泽东对武斗的情况了解详细,如东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来。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你怎么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些啊!”

“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毛泽东说:“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那一堆摊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有些是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从街上买来的。他对此看得很仔细,各不同派别办的小报都要看。

两天后的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武汉。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决“全面内战”局势的办法来。所到之处,他仍然要收集、阅读大量的当地红卫兵小报。这成为他当时调研的一种方法。

然而,由于突如其来的武汉“七二”事件,毛泽东被迫中断了在武汉的实验,转赴上海。在上海,毛泽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依然阅读大量的红卫兵小报。

在上海“工总司”的报上,毛泽东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段指示不久即被传布,反映了毛泽东由“乱”到“治”的思考,开始扭转“全面内战”的局势,使之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日,毛泽东来到江西南昌,在和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谈话中,他依旧兴致盎然地引用着从红卫兵小报上得到的见闻。当筹备小组汇报到南昌附近发生武斗时,毛泽东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接着,他又总结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6、7、8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看出问题揭开来了,事情好解决了。

对此次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泽东也通过阅看那里的红卫兵小报了解情况。1968年3月,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四川问题,主席看得比我们多,主席是看了小报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比如重庆“八一五”、“反到底”派的,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攻击中央领导人的“群丑图”】

在与外宾的交谈中,毛泽东也会说到中国的红卫兵小报。

1967年6月初,毛泽东在会见东南亚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时,曾这样问道:我们的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了吗?外宾说:我见到了。它的销量达10万,有时甚至超过10万。在上海时,我曾向上海的同志说,最好把中国的报纸销售量统计一下,我想这个数字可能要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售总数还多。毛泽东点头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在阅看红卫兵五花八门的小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出了不少问题,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极端的错误做法。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突然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就问道:“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小报,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我看看行吗?”傅马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翻开,看到一份载有“群丑图”的红卫兵小报。在这幅图中,画着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一人坐一顶,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一百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嘴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示意下,红卫兵们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群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我们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然而,那份“群丑图”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撒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在那段失控的状态下,已经无力制止和改变红卫兵小报的泛滥和狂热言论的传播。

几年以后,“群丑图”的作者,一个涉世未深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翁某,也被打入“文革”狂澜的底层。此刻,他才痛心地追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鬼见愁”对联激起千重浪】

在浩如烟海的红卫兵小报中,有一份用年轻的生命写下耐人寻味文字的《中学文革报》,它浸透了编者和作者的血和泪。让这份报纸名闻遐迩的,就是该报创刊号上的《出身论》,以及作者后来的悲惨下场。

《出身论》的作者是失学青年遇罗克。他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的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那以后,遇罗克陷入了苦恼的深思中。1960年,门门功课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的他,却没有任何大学录取,问题就在家庭出身的阴影。

当时十二三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1966年七八月间掀起的一阵“血统论”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随即风靡全国。围绕这幅“鬼见愁”对联,在北京芭蕾舞学校、天桥剧场等地,召开了名为辩论实则一边倒的大会。与红卫兵挥舞的皮带相伴随的,是社会上迅速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农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红外围”(其他劳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不要说参加红卫兵须严格审查出身,就连买一些紧俏商品,售货员也会问一句:“什么出身?”若是“红五类”,可优先供给,若是“黑五类”就没份了。

面对狂热的浪潮,遇罗克经过深思,写出了《出身论》一文。遇罗克写道:“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仲秋10月,《出身论》被油印成传单,在人们手中传阅、抄录,引起了更多人的议论和思索。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出身论》深表赞同。他们找到遇罗克和他的弟弟,商议筹办《中学文革报》。不久,创刊号面世,《出身论》赫然刊于头版,文章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创刊号开印3万份,刚拿到街上就被一抢而光。重开机又印了6万份,几天内又销售告罄。《中学文革报》从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最热销的报纸。有的人还能忆起当年人们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盛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的铁栅栏外,拥挤的人群把手伸进去,极力想买到一份,一张报纸被两个人抢作两截,仍互不相让地争吵着。持不同观点的一些红卫兵赶来,撕毁了一些报纸,立即引起人们的愤怒:“为什么撕报,不同意可以写文章辩论嘛!”在斥责声中,《中学文革报》继续出售,更加抢手。

但这篇文章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和咒骂。《兵团战报》等多数红卫兵小报,都以《中学文革报》为靶子,开展了大批判。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都没有能寄到毛泽东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经过几十次审讯,戴上重镣和背铐的遇罗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片狂热口号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这年,他才27岁。

《中学文革报》还有一个殉葬者,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郑小丹。她因参加该报文章的撰写,并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18个质问,被红卫兵用铁丝网捆住全身,从四层楼顶扔下来,摔死了。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它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仍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和检讨。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红卫兵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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