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总理

1976年1月12日到14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的灵堂里，首都各界人士和许多外国友人开始悼念周总理。数九寒天，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络绎不绝地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

12日上午，钓鱼台宾馆派人给邓大姐送来两盆盛开的水仙花，表示宾馆全体同志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对邓大姐的慰问，我们把花收下了。水仙花开得十分茂盛，我想家里热，水仙花很快就会开败，不如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在周总理的骨灰盒两边，让它们陪伴着周总理，同时也寄托钓鱼台的同志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片深情。

我把自己想法同邓大姐讲了，她表示同意，并让我马上送过去。这时正好是中午12点半，劳动人民文化宫外面还排着很长的吊唁队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把水仙花摆放在骨灰盒的两侧，素雅的白花顿时使庄严肃穆的灵堂增添了几许生机。20年后从一位经办同志的嘴里，我才知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那时每天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总理的人数和时间都要受到限制，但实际上组织者既不去限制也不想阻止，所以来吊唁的人实际是规定人数的两倍。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群众献的花圈很多，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白花，周总理的大幅遗像被挂在纪念碑的正面，很多人还献上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文。回到西花厅后，我将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告诉了邓大姐，她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三天的吊唁中，西花厅一直很平静，因为邓大姐让我婉言谢绝了所有想来看望她的客人。

1月14日晚上，我们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因为邓大姐吃完晚饭后要在7点钟准时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二天将是周总理的追悼大会，我要陪着她将周总理的骨灰送到人民大会堂。

我扶着邓大姐来到周总理的灵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遗像前三鞠躬，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也站在两侧随同邓大姐一起三鞠躬。随后，邓大姐轻轻捧起周总理的骨灰盒，转身向同志们说:我现在手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听到邓大姐这两句感人至深的答谢，灵堂里一下子悲声四起，哀乐被哭声掩盖。邓大姐强忍着悲痛，手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外走去，我和护士刘新莲怕她捧着那个沉重的骨灰盒太累，就从两边各伸出一只手帮她托着，后面，那些曾经为周总理守灵的同志们紧紧相随。

在周围的一片哭声中，邓大姐上车了，我们的车缓缓离开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不知为什么，那天的夜晚天特别的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奇怪的是，天安门前面那段路没亮一盏路灯，整个广场一片漆黑。这是谁的主意？我们悲痛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气愤。汽车在黑暗中慢慢地行驶，我掀开窗帘向外看看，呀，路两旁站满了人。也许，人们想到了今晚会将周总理的骨灰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因此，他们不顾寒冷在这里等候。这时，邓大姐嘱咐司机说:慢点开，别碰伤人。那天晚上天安门前为什么不开路灯？这是有人预先布置好的还是突然的事故？这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始终猜不出结果的谜！

汽车在大会堂的门前停下来，邓大姐慢步走上一级级台阶，最后亲手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之所以选择把总理骨灰放在台湾厅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周总理生前一直关心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很多年来他一直在期盼台湾的回归。让他骨灰于存在的最后时刻摆放在台湾厅，寓意着他的心永远和台湾人民在一起，也意味着周总理的遗愿就是两岸人民的统一早日实现。周总理的骨灰在台湾厅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